传统殡葬文化冯素弗墓随葬品

南北朝时期的雕塑作品有什么

  以汉族为主体的国内各族人民，在雕塑艺术领域中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各民族的文化互相交流、融合，有力地促进了雕塑艺术的发展和提高。
  晚期：龙门石窟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南13 公里处伊水河畔，开凿在东西二山上，又称伊阙石窟，是北魏迁都洛阳后再次开凿的一处石窟。此后的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等续有雕造，唐代贞观至天宝年间(627~756)此处造像活动又曾十分兴盛。
  北朝石窟造像在保存下来的石窟雕塑作品中，当属莫高窟十六国洞窟的雕塑和甘肃炳灵寺石窟(永靖县西北，刘家峡上游)169 窟西秦建弘元年(420)的雕塑为最早，这些泥塑作品的形象和表现技法反映出西域传来的影响。
  南朝石兽就其形式来说是承袭汉代石兽雕刻的。尤可注意的是，它的渊源可以上述到古代波斯的雕刻。这种形式虽然后代不再有，但善于利用整体石材，以洗练的手法表现雄伟的气势，显然影响着唐代陵墓前的石狮形式的创造。
  青瓷烧造技术有很大提高，墓中主要殉葬品已用青瓷代替了陶器。青瓷以浙江越窑质量最高，胎质致密，釉色均匀。器物类型除生活用具外，鸡首壶、莲花尊、谷仓罐等具有时代特征。南京东吴墓出土人物堆塑缺罐造型结构复杂，并出现坐佛形象，尤可注意。莲花尊通体选取取莲花为造型手段，以直径不一的仰覆莲瓣构造型体，厚重而饱满，淡雅光亮的釉色增加了器物的高雅。北方青瓷烧制不如南方，出现酱褐釉、黄釉瓷器。北齐墓出土的典釉乐舞扁壶，壶体塑造出多人组成的胡人乐舞，场面欢快而有运动感，再现了胡旋舞的风貌。
  第一节 东晋南朝的雕塑名家
  古阳洞，是龙门较早开凿的一个洞窟，它不同于宾阳(中)洞，由皇室集中设计，统一施工完成，而是由贵族达官们分别具名出资陆续雕造而成的。进深 13.50 米，宽6.90 米，高约11.10 米。正面主像为圆雕的一佛、二菩萨，左右两壁各三层，每层四个大龛(唯右壁下层仅有二龛)，各龛中有释迦佛坐像，或弥勒交脚坐像，或释迦、多宝并坐像。佛像造型都是笑容可掬的秀骨清像，衣褶稠叠而有规律。龛楣和佛的背光，都有极其精致富丽的浮雕装饰，有的还有佛传故事和维摩变等浮雕。古阳洞的大小佛龛旁，大多刻有施主的姓名、官职衔位、造像原因、造像名称和年月的"造像铭"。字体为典雅的"魏体"。有名的" 龙门二十品"，其中十九品选取自古阳洞。
  陵墓前石兽一般通称辟邪，形如狮子而有翼，有角或无角，它们是根据传说臆造出来的，借神兽立于墓前取其驱邪求福或升仙的含义。根据文献资料，可将双角者称为辟邪，独角者称为天禄。这些石兽形体硕大，气度恢宏，形象虽源于狮子，但形体极尽夸张，整块石头雕凿的兽形一般身体颀长。有趣的是它们身上虽雕出飞翼，但绝无轻灵欲飞之状，而是强调以体积感和重量感来突出轩昂威严的气势，以此来表现墓主人无上尊贵的身分。在这批石兽中齐武帝陵前的天禄、齐景帝陵前麒麟、肖景墓前的石狮等具有代表性，雕刻设计的意向是十分成功的。
  北魏统一北方后，佛教传播日渐兴盛，继在京域修建大规模寺庙和铸造佛像之后，由沙门统昙曜主持在京城(平城，今山西省大同)之西武州山开窟造像，即今日的云冈石窟。昙曜修造了五处洞窟，其造像"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即云冈16-20 窟，通称昙曜五窟，为北朝佛教雕像的早期代表。
  戴逵的儿子戴?(378-441 年)字仲若，自幼受家学影响，善琴书，也成为东晋至刘宋时著名雕塑家。他在处理大型雕塑作品时有丰富经验和娴熟的技巧。尝和其父一起参与众多佛像制作，尤其对大型雕塑的制作积累了丰富经验。据记载"宋世子铸丈六铜像于瓦官寺，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治。乃迎?看之，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既错减臂胛，瘦患即除，无不叹服焉"。戴逵父子的众多造像保存至隋唐时期，极受人们的珍视。
  千余年前的遍布各地的佛教寺院均已荡然无存，保留至今尚有数量相当可观的金铜、石刻造像以及残留着壁画的和雕像的石窟寺供人们研究和观赏。
  第二节 石窟造像与陵墓雕塑
  雕塑家中最负盛名的戴逵(约326-约396 年)，字安道，谯郡轾县(今安徽宿县)人，徙会稽剡县(今浙江嵊县)。东晋著名画家，也是最有影响的雕塑家、哲学家、音乐家。工书画，博学而有才气，终生遁世不仕。在绘画方面，擅长表现人物、故实、佛像及山水。顾恺之认为他画的《七贤图》，人物形象和意趣超过了前人(前面讲绘画时所看的竹林七贤砖画，或许其底稿即出戴氏所为)；谢赫列其于第三品，与顾恺之相同，评论他的作品为"情韵连绵、风趣巧拔。善图圣贤，百工所范"。他的作品对民间创作有很大影响。戴逵尤以擅长佛教雕塑著称，他努力探索和完善铸造、雕刻的技法表现，改善国外传入的佛像式样而创造出为当时民众易于接受的佛教雕刻形象，为外来佛像样式的本土化改造做出了极大贡献。"自汉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至逵始大备"。在为灵宝寺造丈六无量寿佛和男相端净的菩萨木像时，潜藏于帷帐中听取观众的褒贬，详加研讨，积三年时间方才制成而受到好评。又以十年精力制作五躯佛像，此像与顾恺之画维摩像、狮子国(今斯里兰卡)进献的玉佛像并称瓦官寺三绝。
  和绘画相同，东晋至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中国历史第一批知名的雕塑家，由于他们有较高的文化、理论修养和努力钻研的实践，在雕塑艺术发展史上做出了有意义的贡献，而大量遗存在无名工匠所创造的艺术品则为人们展现出绚丽多彩的古代雕塑艺术发展的风貌。
  中国的织锦技术，不但传入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而且也经"丝绸之路"向西贩运。这时期织锦，早期的仍承汉锦纹样。晚期的作风粗放简朴，色彩布置单纯、纹样中植物增多，对禽、对兽纹为主，也有散点朵花和波斯风的联珠纹及源于近东的卷草纹。实物资料有1959 年亲疆吐鲁番阿斯塔那石墓出土的《鸟兽树木纹锦》和1967 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石墓出土的《夔纹锦》和1972 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凉承平十三年(公元455 年)的墓葬中出土的《禽兽纹锦》。
  莲花洞，开凿开北魏末。进深9.6 米，宽6.15 米，高6.10 米，本尊为 5.30 米高的立佛及二菩萨像，佛像与菩萨像之间有迦叶、阿难二弟子浮雕。窟顶为一装饰化的大莲花浮雕并有飞天一周。
  北魏时的代表洞窟有宾阳洞、古阳洞、莲花洞、石窟寺洞等。
  魏晋南北朝的雕塑
  陶俑的制作，其人物类型更为多样化。东晋、南朝的陶俑沿袭汉魏传统，北方地区则大量出现少数民族的人物，多以出行、仪仗的形式排列，间有庄园内的生活场景。西安草场坡北魏女乐俑虽无大的动势，却透发着娴雅、诱人的气度；大量北魏的铠甲俑则以夸张的表情表露着勇武奋进的精神。这些小型雕塑品的塑造倾注着作者的感情，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在艺术成就上也为其后光彩夺目的唐三彩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魏晋南北朝的青瓷、漆器与丝织工艺
  佛教雕塑在这一时期居于主体地位，成就是最为突出。吸取、借鉴外国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佛教雕塑中，经过众多雕塑匠师的创作实践，丰富了中国雕塑的艺术语言。在帝王和贵族的陵墓建筑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大型纪念性雕刻，和供帝王及上层人物陪葬用的陶俑等雕塑品也出现了新面貌和新成就。
  两晋南北朝漆器发现不多，但却很有特色。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漆屏风十分少见，采用了勾描等手法绘制出故事画而令人瞩目。宁夏固原出土北魏漆棺，其上绘满宴饮、孝子故事、游独以及繁缛的图案，足以代表北方漆工制作的水平。
  魏晋南北朝是古代雕塑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雕塑制作规模之巨大、传世作品数量之多、艺术技巧成熟，以及雕塑艺术对广大民众精神生活的影响都超过了前代。
  麦积山石窟位于甘肃省天水市附近，始凿于十六国，目前保留下大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等泥塑作品。其艺术风格有异于云冈、龙门石窟那些雄伟、庞大的石刻造像，呈现出秀丽、典雅的风格。新发现的山东青州龙兴寺出土的不少佛教造像与麦积山造像风格上有相近之处。
  南朝雕塑的代表：南朝陵墓雕刻与陶俑在今南京郊区和句容、丹阳县境内，分布着30 余座宋、齐、梁、陈四个朝代的帝王、贵族陵墓，墓前依一定制度树有神道石柱、石碑、石兽等。
  两汉蓬勃发展、品类繁多的工艺美术大多为两晋南北朝所承袭，并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织锦之外，刺绣也有发展，遗物有敦煌石室北魏刺绣佛像一幅，像下发愿文中绣出北魏"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广阳王"字样，人物空间都用彩丝锁绣，行针随笔势运转，采用两三晕配色技法绣出，增强了立体感丰富了彩效果。这对了解当时绘画、工艺都有是极为宝贵的一件珍品，是现存最早的一幅满地施绣制品。
  带有北方游牧民族浓郁色彩、由中亚流传进来的金银器很有特点。北魏冯素弗墓出土镂空金饰带，镂刻精巧并饰以珠宝，显示出草原民族的生活气质；山西大同北魏墓出土的高足鎏金杯也来自中亚，或以锤?(音谢)方法制出缠枝葡萄纹及高雕人物；宁夏固原北魏墓出一件铸塑鎏金银壶，器身上雕三组神话故事，是这类器物中最为精致的作品。这些工艺美术品为研究5 世纪前后中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佐证。
  魏晋以后，由于北方的长期战乱，使过去丝织品的著名产地齐郡和襄邑日渐衰落，而四川成都、河南陈留，丝织工业得到发展，"蜀锦"成为最著名的丝织品。
  曜昙五窟规制宏大，平面成椭圆形，立面为穹窿顶，造像多为三佛，设计别具匠心，五个窟主要造像征五世帝王，突出宣扬了皇帝"即是当今如来"的思想。主像形体塑造充塞窟内空间，异常高大，强调给礼拜者以无比威严和压抑的气氛，是君权、神权高度统一的象征。雕像粗壮雄伟，面型方圆，鼻梁直挺，衣纹处理也比较简洁质朴，显然受了西北地区凉州造像的影响，并反映出中亚造像的特色。中期：继昙曜五窟之后至迁都洛阳(494 年)以前，皇室勋贵在云冈开凿了一批重要洞窟，即 1、2、5、6、7~13 窟，这些洞窟均以双窟形式出现。一些窟形为平面方形或有前后室；另一些则出现中心塔柱。壁面雕刻内容繁复多样，已不再雕凿大像。随着孝文帝太和十年(486 年)前后实行汉化改革，造像出现了褒衣博带式的汉装。这时期许多作品技巧高超、塑造了面貌清癯、眉目开朗、神采飘逸的形象(秀骨清相，与卫协、顾恺之、陆探微等人的绘画相一致)。第五窟后室西壁北侧佛龛和南壁门拱西侧菩萨像，第六窟后室中心塔柱上层立佛和供养菩萨可做为这种风格的代表。
  宾阳(中)洞，由皇室出资修造，在龙门的北魏石窟中，不仅以其规模，而且以其内容丰富、布局完整统一以及雕刻之精工，堪称北魏后期龙门石窟中之杰出作品。圆拱形的窟门外两侧，各有一高浮雕力士。窟内平面作马蹄形，进深11 米，面宽11.10 米，高9.30 米。窟正壁是以面相丰满、着厚重冕服的坐佛为中心的左右二罗汉二菩萨五尊雕像。左右两壁又有一佛二菩萨立象，佛、菩萨的后面都有华丽的浮雕背光。窟顶为穹窿形，中央雕重瓣大莲花图案，四周围有十躯伎乐天和供养神，前壁浮雕分上下四层：上层为维摩、文殊问难，次为萨那太子、须达那太子本生，再次为前拥后护的皇帝、皇后礼佛行列、最下层为奇形怪状的十神王。洞窟的地面雕出走道及莲花图案。
  龙门的北魏造像已达到北朝雕刻的颠峰，呈现着浓郁的中国作风和气派。
  南北朝时期的雕塑作品太多了，大多是以佛像和石兽雕刻为主。
  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

考古是怎么确认墓主的人身份，确定了一定又对吗

  一般而言，要查看该墓是否有墓志出土，因为这是确定墓主人身份的一个很客观的标准。如果有墓志出土，就会识读墓志上的文字（关于墓主人的生平，以及妻子、子女的详细介绍）。当然还要对照棺木中的一些随葬品，如有没有代表他身份或者官职的印玺，还有物品遣册（就是随葬品名单，在汉代以来更为常见）；有的棺木会出土陶器、铜器、漆器、玉器等。墓葬出土情况是比较复杂的，要根据随葬品的基本特征（纹饰、用途、材质来判断）。如唐睿宗李旦的豆卢贵妃，就是根据该墓的墓志，以及随葬时代特征的瓷碗、以及铜钱来判断。
  如果没有墓志的话，就会根据随葬品的数量、时代特征，以及该墓的等级来做判断 。如北燕冯素弗的棺木出土不少精美的物品，其中还有相当多的金、银器物。所以对照该墓所处的位置、陪葬品数量多少，棺木的时代特征就判断出墓主人就是北燕冯跋的弟弟，地位很高。
  有的当历史文物保管起来，有的重新安葬

随葬品有哪些

  最早死者的随葬品多是生活用品，如粮食、工具、家畜家禽等。人们认为死者虽死犹生，他还要像活人一样生活，因此应该让他带去生活必需品。后来，人们把死者供养起来，不让他们劳作，随葬品由生活必需品渐渐变成了奢侈品，如金银玉器、布帛绸缎、家具、物品、书画玩器、货币也成为随葬品，供死者花销。然而“人死如灯灭”的事实，对人们意识的渐变是明显的，既然人死后早要成为黄土，随葬品就未必要用实物，于是出现了仿制的象征性的随葬品。人们称这为明器(冥器、社火)。古代的明器多为实物模型，用竹、木、陶木、布帛、锡箔纸等制作。宋代，纸做的明器逐渐流行。一般来说，实物模型明器可用于随葬，也可焚烧，纸做的明器焚烧于坟头。
  冥器分为两类，一类是实用的，另一类是象征物。实用明器包括衣食住行，如盘碗、衣帽、被褥、床桌、车马、书童、侍女、房屋、院落等。象征物是人们观念的产物，最具代表性的是聚宝盆和摇钱树。摇钱树东汉墓葬中已有发现，树是铜制的，植于陶质的的座上。铜树枝叶上铸有神话传说人物和吉祥图像，枝上挂有铜钱，树下还有用竹竿打钱的小人。后世的摇钱树多以木、锡箔纸等制成，形似树木。聚宝盆是在一个基座止竖立一个椭圆形的盆，装饰华丽。
  摇钱树有用不完的钱，聚宝盆有使不完的东西，要什么有什么，对于死者来说是最好的物品。现代，农村、城镇送葬的明器追赶潮流，花样翻新，有彩电、冰箱、收录机、摩托车等。有的还为死者准备了城市户口本、医疗证、工作证，让死者在另一世界里农转非、工转干，享受相应待遇。
  又称殉葬品，通常人们会把死者生前惯用的物品与死者一同埋葬，是殉葬品的基本由来。如：逝者生前穿过的衣物。

马镫什么时候出现实物

  在湖南长沙西晋永宁二年(302年)墓葬中，出土的三件骑马青瓷俑随葬品，发现马鞍左前侧处作出三角状镫.
  马镫的起源至今仍无定论。有人认为马镫的原始形式脚扣（环形物，可以塞入大脚趾）可能在公元前5世纪的印度就已经出现，适合较热气候下光脚的骑者，但脚扣是否马镫的前身存在争议，还有趾镫、单镫等类似马镫的物品，是否马镫的前身，也有争议。
  目前世界上存世最早的单马镫实物，是1973年湖北省洪湖市乌林出土的东汉晚期铜单马镫一件，一同出土的有印有东汉献帝“建安八年”（203年）的瓦砚一台，并有东汉铜镜、陶瓷器和箭镞等。
  1965年至1970年，南京象山发掘了东晋琅琊王氏族墓群，7号墓中出土了一件装双镫的陶马，墓葬年代为东晋永昌元年（322）或稍后。这件陶马的双镫是已知双马镫的最早形象。
  存世最早的双马镫实物是1965年出土于辽宁省北票市冯素弗石椁墓中一副鎏金木芯铜马镫，冯为十六国时期北燕鲜卑化的汉人贵族，死于公元415年。

马鞍和马镫是什么时期发明的

  汉代。
  汉代是中国古代历史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其初步奠定了中国后世2000年的大致疆域，从此使“天下一统”的观念深入汉民族的内心深处，并且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对周边地区甚至远至中西亚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第一次使中国作为一个稳固强大的帝国登上世界历史的一级竞争舞台。
  汉朝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原因之一就在于其强有力的军事力量，这一力量的最重要来源就是它能征善战的骑兵部队。
  扩展资料：
  马鞍和马镫是全套马具中继马嚼和缰绳之后最重要的发明。在没有鞍镫的时代，人们需要骑跨于裸马的背上，仅靠抓住缰绳或马鬃并用腿夹紧马腹使自己在马匹飞驰的时候不致摔落。
  但这种方式是很不可靠的，首先是长时间骑马容易疲劳，同时在奔跑的马背上也难以有效地使用弓箭，而在近战中，骑手无法随心所欲地使用刀剑和长矛，劈砍或刺杀落空、双方兵刃的撞击等都随时会令骑手从马上滑下。因此的训练难度极大，规模难以成型，战斗力也不及后世。
  第一个革新（这只是一般性的看法，但其实际的发明顺序不一定是这样）是高桥马鞍的出现，马鞍两端从平坦转为高翘，限制了骑手身体的前后滑动趋势，提供了纵向的稳定性。
  第二个则是马镫的使用，它通过固定双脚提供横向稳定性，同时在马鞍的协助下将人和马结为一个整体，使骑兵利用马匹的速度进行正面冲击成为可能。
  参考资料来源：搜狗百科-马鞍
  两汉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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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代是中国古代历史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其初步奠定了中国后世2000年的大致疆域，从此使“天下一统”的观念深入汉民族的内心深处，并且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对周边地区甚至远至中西亚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第一次使中国作为一个稳固强大的帝国登上世界历史的一级竞争舞台。汉朝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原因之一就在于其强有力的军事力量，这一力量的最重要来源就是它能征善战的骑兵部队。而对于骑兵来讲非常重要的马具，其最关键的马鞍和马镫在两汉时代、尤其是西汉是否存在的问题也就成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事情。
  
  对于这一问题，由于长期以来始终没有在考古中发现西汉马鞍和两汉马镫的实物和雕塑、绘画等方面的证据，传统观点是这样认为的：“西汉时，马鞍、马镫仍未出现，多少影响了骑兵的战斗力”⑴、“……（西汉）但马镫仍未出现，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骑兵的战斗力。”⑵ 而需要强调的是，这里及本文所说的“马鞍”并非指其广义上所含概的所有用于隔开人体和马背的物体，而是指其狭义，即两端上翘的“高桥马鞍”。那么事实真的如上面所说吗？这里就要对此进行一下粗浅的讨论。
  
  马鞍和马镫是全套马具中继马嚼和缰绳之后最重要的发明。在没有鞍镫的时代，人们需要骑跨于裸马的背上，仅靠抓住缰绳或马鬃并用腿夹紧马腹使自己在马匹飞驰的时候不致摔落。但这种方式是很不可靠的，首先是长时间骑马容易疲劳，同时在奔跑的马背上也难以有效地使用弓箭，而在近战中，骑手无法随心所欲地使用刀剑和长矛，劈砍或刺杀落空、双方兵刃的撞击等都随时会令骑手从马上滑下。因此这一时期骑兵除速度占优外，其战斗力是远不如脚踏实地的步兵的，所以在骑兵到达目的地后，往往下马作为步兵投入战场，亚历山大时代的马其顿骑兵就是如此。
  
  第一个革新（这只是一般性的看法，但其实际的发明顺序不一定是这样）是高桥马鞍的出现，马鞍两端从平坦转为高翘，限制了骑手身体的前后滑动趋势，提供了纵向的稳定性。第二个则是马镫的使用，它通过固定双脚提供横向稳定性，同时在马鞍的协助下将人和马结为一个整体，使骑兵利用马匹的速度进行正面冲击成为可能。西方学者这样评论进入欧洲的匈奴人携带的新装备：“马鞍是人与马完全结合在一起的关键。匈奴人独特的马鞍引起了罗马人的惊奇。他们的马鞍不像罗马人的那样由裹住马肚子的皮革制成，匈奴人的马鞍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有一个两头高的木制托架。这样不论马怎么跑，骑士们都能稳稳地坐在马背上。……相反，罗马人笨拙的骑术使不少骑手经常在战斗中失去平衡，而从马上掉下来，这通常很危险，有时甚至是致命的。……除了马鞍，匈奴人还从亚洲带来了一项在当时具有革命性的创新：欧洲人从未见过的马镫。为了防止腿在长距离的骑马后会疲劳，人们在马鞍上系上了绷带、皮带或者用一种亚麻织成的腿带。这样，脚就有了可踏的地方。……尽管当时这种马镫还不完善，但它给骑手们一种安全感，同时也能让他们在马上站起来向各个方向转身。由于有了木马鞍和马镫，匈奴骑手们能在骑马的过程中朝每个方向射箭。”⑶ 鞍镫的引进，在欧洲来讲是一件大事，正是它使骑兵取代步兵成为中世纪战争的主力，“一旦马镫成为8世纪的法兰克人通用之物，马匹不仅能用于迅速集中力量，并且也能用来作战了。速度可以转化为突击。”⑷“马镫使中世纪穿戴沉重的铠甲的封建骑士得以产生。”⑸ 由此可见其重要的程度。
  
  既然马鞍和马镫是以骑兵为主力的作战方式产生的前提，从中国古代骑兵运用的情况中就大致可以发现一些端倪了。可以认为，在中国至迟到秦代，马鞍和马镫仍未产生。作出这一判断不仅是由于始皇陵兵马俑中具有表现细致的马具，却惟独没有高桥马鞍与马镫（图1），而且还因为在兵马俑战阵的布局上，骑兵数量相对很少，且被布置在远离主阵的侧面角落里，这说明在秦代以前，骑兵的作用只是侦察、侧翼包抄、骚扰遮断、偷袭和追击，并不能成为作战主力，更不用提独立承担整个战役了。
  
  能够为此提供佐证的是孙膑对骑兵作战的叙述：“用骑有十利：一曰迎敌始至；二曰乘虚背敌；三曰追散击乱；四曰迎敌击后；五曰遮其粮食，绝其军道；六曰败其关津，发其桥梁；七曰掩其不备，卒击其未振旅；八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九曰烧其积蓄，虚其市里；十曰掠其田野，系累其子弟。此十者，骑战之利也。”⑹ 可见这一时期骑兵担任的只是辅助任务，拥有鞍镫的可能性不大。
  
  那么历史记载中汉朝骑兵的作战情况又是如何呢？
  
  文帝时，“十四年冬匈奴谋入边为寇，攻朝那塞，杀北地都尉昂。上乃遣三将军军陇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为卫将军，郎中令张武为车骑将军，军渭北，车千乘，骑卒十万。……于是以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威侯赤为内使，栾布为将军，击匈奴。匈奴遁走。”⑺ 可以看出，此时汉军的骑兵在单场战役中的参战规模和所占兵力比例明显增大，已经不再仅仅担任辅助作用了。
  
  自武帝以后，骑兵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汉令车骑将军卫青将三万骑，出高阙。”⑻“右贤王以为汉兵不能至，饮酒醉。汉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围右贤王。”⑼“其明年春汉复遣大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兵十余万骑，乃再出定襄数百里击匈奴。”⑽“其明年春，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击匈奴，得胡首虏万八千余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骠骑将军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余里，击匈奴，过屠延，攻祁连山，得胡首虏三万余人，裨小王以下七十余人。”⑾“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将军青、骠骑将军去病出将各五万骑，步兵转者踵军数十万，而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骠骑。”⑿“秋，蝗。遣浚稽赵破奴二万骑出朔方击匈奴，不还。”⒀“夏五月，贰师将军三万骑出酒泉，与右贤王战与天山，斩首虏万余级。”⒁“四年春正月，朝诸侯王于甘泉宫。发天下七科谪及勇敢士，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将六万骑、步兵七万人出朔方，因杼将军公孙敖万骑、步兵三万人出雁门，游击将军韩说步兵三万人出五原，强弩都尉路博德步兵万余人与贰师会。”⒂“冬，辽东乌桓反，以中郎将范明友为度辽将军，将北边七郡，郡二千骑击之。”⒃ 在这些战例中，可以看到两个趋势。一是骑兵在总兵力中所占份额不断增大，随着车兵的逐渐退出战场，骑步两兵种在数量上的比率关系从十万比数十万，上升到七万比十四万，骑兵明显已经取代步兵而成为战斗主力，相反步兵则下降到“踵军”即跟随在后助战的地位，致于只由骑兵独立参加的战役更是屡见不鲜。二是往往一次战役就长驱奔袭数百里乃至一两千里进行会战，长时间骑马带来的疲劳问题愈发突出，如果骑手不能以充沛的体力投入战斗，取得河西、漠北等大规模决战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在没有鞍镫的情况下，这样的战役几乎无法想象。
  
  另一方面，从具体的战斗方式上看，早在楚汉战争时期，“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⒄ 能够采用此种在敌阵之中冲突的战斗方式，说明骑者在马上已经具备了相当的稳性，否则极易摔下。
  
  西汉时期，弓箭是匈奴和汉军骑兵最重要的作战武器，它的使用受到马具的严重制约。没有马鞍的时候，在奔马上射箭极为困难，因为骑手一边要双腿使劲夹住马腹并保持平衡，一边还要双臂用力拉开弓并尽量使射出的箭命中目标，即便是自幼生活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这一作战方式也是非常低效且难于实行的，这时候最好的办法是停住马射箭或干脆下马发射；当高桥马鞍投入应用后，它给予骑手一个纵向的稳定作用，使其可以在飞驰时向前方射箭，但由于横向上无有效支撑，朝左右方向甚至转身向后射箭时仍然容易跌落，是很危险的，前面引用西方学者的评价中就可看出这一点。但是，在史料中却有这样的记载：“匈奴追者骑数百追之，广行取胡儿弓，射杀追骑，以故得脱。”⒅ 这种转身后射的情况，说明此时应已有马鞍和马镫的使用。况且在汉代的史料中，除个别故意表示轻蔑汉军者外，从未见到有关匈奴下马作战的记录，假如没有鞍镫的应用，这不能不说是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古代弓箭的使用还受到天气影响，弓弦如果被雨水浇湿，作用将会大减，而假若遇上严寒天气，威力也会严重下降。宋人就曾记载：“契丹将耶律逊宁号于越者，以数万骑入寇瀛州。都部署刘廷让与战于君子馆，会天大寒，我师不能彀弓矢，敌围廷让数重。”⒆ 而在著名的白登之围中，“于是汉悉兵，多步兵，三十二万，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四十万围高帝于白登。”⒇“会天寒，士卒堕指者二三，遂至平城。匈奴围我平城，七日而后罢去。”(21) 在如此寒冷的境况下，匈奴和汉军的弓箭很难说还会保持威力，双方一旦接阵就会爆发激烈的白刃战。在短兵相接的战斗中，没有鞍镫的骑兵战斗力不可能赶得上步兵，如果匈奴下马迎击，也不会是历来擅长步战的汉军的对手，要阻止汉军突围便是件困难的事情，那么长达七天的轻松围困就变得难以解释了。更何况此战匈奴的兵力虽据《史记》所称有四十万，却很可能是个虚数，因为在《史记》中原本就提到冒顿时期的匈奴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22)， 扣除留守草原的兵力，又何来如此之多的人马？再说纵使“四十万”之数是准确的，由于游牧民族参加出征的人数中经常要包括大量妇女、老人、儿童等非战斗人员，其真正的作战兵力也远不会有那么多，加上前面所述近战中的质量劣势，应付起汉军的突围来更加捉襟见肘了。既然如此，不惧戎马的刘邦为什么还迟迟不敢突围呢？对此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当时的匈奴骑兵已经装备了马鞍和马镫，对步兵具有强大的近战优势和冲击力，冒险突围只会导致全军覆没。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两汉史料中出现了“突骑”这一叫法：“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桡乱也”(23)“会上谷太守耿况、渔阳太守彭宠各遣其将吴汉、寇恂等将突骑来助击王郎”(24)“贼追急，短兵接，光武自投高岸，遇突骑王丰，下马授光武，光武抚其肩而上，顾笑谓耿弇曰：‘几为虏嗤。’”(25) 对于《汉书》中“突骑”一词的含义，颜师古注为：“突骑，其言骁锐可用冲突敌人也。”(26) 颜师古是唐人，其注释未必就能代表汉代“突骑”的真正意义，那么在汉代史料记载中它的作用又是什么呢？“光武北击群贼，（吴）汉常将突骑五千为军锋，数先登陷陈。”(27)“刘永将周建别招聚收集得十余万人，救广乐。汉将轻骑迎与之战，不利，堕马伤膝，还营，建等遂连兵入城。”(28) 可见至少在东汉初年，骑兵已经能够担当站在头排正面冲锋、“先登陷阵”的任务了，利用骑兵的冲击力冲垮敌阵、步兵随后跟进决定胜负的作战方式已经确立。如果说在同匈奴的近战中仅仅是用骑兵对抗骑兵，双方彼此处境相同，对骑手稳性的要求不一定很高的话，那么在此要面对的则是以步兵为主力的敌军，若想正面冲击其阵，只有同时装备了马鞍和马镫才有可能办到。
  
  尽管有这么多的文献证据证明汉代鞍镫的存在，缺乏考古方面的实证却是不争的事实。在中国所发现的最早表现高桥马鞍的文物是东汉末年作品，如雷台汉墓出土的骑俑（图2）和鞍马彩绘木雕；而最早具备马镫的雕塑作品是长沙西晋永宁二年墓中的骑马乐俑（图3），因这批俑中有马镫者只是在马身左侧鞍下有一个三角型镫具，仅及小腿一半高，而右侧则没有，且骑者的脚也未踏于其中，所以被认为是马镫的雏形，即用于上马的器具；致于最早的实物双马镫，则是辽宁北票十六国时期北燕冯素弗墓的鎏金铜裹木质马镫（图4）。但迄今为止，对于西汉和东汉初年的高桥马鞍及两汉马镫，却始终没有发现其实物和能够证明它们存在的艺术作品。
  
  未发现不等于没有。既然通过史书可以推测出它们的存在，就应该从“为什么这些东西没有出现”的方面去思考。
  
  鞍镫产生于东亚是肯定的，但它们的发明是否来自中原汉地呢？从需求促成发明的角度上讲，很难想象一个以稼穑为生的农耕民族会比终年骑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对此有更急切的需求。从而可以推断，最早发明鞍镫的荣誉更应该属于匈奴等北方民族。这样，寻找其实物证据为何不存的方向就应转向匈奴。
  
  如前面所说，公元4世纪入侵欧洲的匈奴人使用木制的马鞍，而他们所使用的原始马镫也只不过是绷带、皮带或者用一种亚麻织成的腿带。由于无论是原来居住还是西迁途中经过的地域，多半是稀树草原和沙漠，缺乏树木，这必定会限制制作高桥马鞍的数量而仅供贵族和作战士兵使用；同时在需要将供应不足的木材用于制造马鞍和弓的情况下，也不大可能再改进制造木质马镫，致于主要用于打造武器的金属则更加缺乏，用其制造马镫更加不可能。因此4世纪时的软式原始马镫应与两汉时代的匈奴马镫无大差别。反观冯素弗墓的双马镫，已经是很成型的东西，自然不会是后世马镫的祖先。那么在此之前，必定经历过一个相当长阶段的原始状态。因为西方记载中匈奴的“绷带”状软式马镫已具备了后世马镫固定双脚的功能，因而与长沙西晋墓骑俑仅用于上马的单镫相比，它更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马镫的祖先，而上马用的镫具只不过是为真正的马镫提供了外型上改进的榜样而已，因双镫也有帮助上马的功能，所以在它改进之后单镫就被取代了。
  
  说到这里，一看便知，原始纯木质马鞍和用皮革、麻纤维制作的马镫（或者说只是一种“绑带”而已），甚至是后来使用木制而无金属外皮的马镫，都是极易腐朽而难于保存至今的，即使能够保留下来，那些外表仅仅是一条麻布、皮带的物品九里山公墓，要准确判断它们的用途也是难上加难。这就是为什么始终没有发现汉代马鞍尤其是马镫的原因。
  
  除去这些，还有一些国外考古发现和国内存在争议的艺术作品。如上世纪初蒙古匈奴墓地的发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诺音乌拉山脉一座陵墓墓室中的随葬品，这座陵墓是1912年一位蒙古采金工程师偶然发现的，1924年对它进行了科学性发掘。……幸运的是发现了一只中国漆杯，上有两段铭文，因此得以确定六号墓的年代：公元一世纪初左右。事实上，这是匈奴单于乌珠留的墓。……主要的运输工具是备鞍的马匹。马勒、马嚼和马鞍类似于斯基泰时代阿尔泰地区的同类物件。马鞍通常由填以毛料的两块皮垫构成，不过少数马鞍配有一个木框，前后装有鞍头，并且配备马镫。配有马镫的马鞍象征了一大进步。”(29)乌珠留单于死于东汉初年，如果能够证实这真是乌珠留的墓，无疑是给汉代鞍镫的存在增加了一个有力的证据。另外据称大英博物馆藏有一个贵霜（公元1~5世纪）铜壶，壶壁浮雕花纹上有两个手持长矛的骑马骑士，马上均有绳索状脚镫。(30) 而云南石寨山发现的处于西汉时期的古滇文化青铜战争场面贮贝器的顶部，也有一个骑无鞍马者的鎏金塑像，其双脚拇趾套在鞍前垂下的绳圈中，起到马镫的作用（图5），虽然其形制决定了只能用于跣足民族，但它的存在至少说明马镫的早期形态应近乎于此，而不是由上马用具发展而来，同时也表明了高桥马鞍的发明不一定早于马镫。西汉霍去病墓前的石雕群中，有一头横卧的石牛，在其背部即有线刻的鞍镫，是欧亚大陆能见到的最早骑镫，但其制成年代受到怀疑，原因是有人认为其上骑镫系后人所刻。而证据确凿的反映西汉马鞍和两汉马镫的艺术作品一直都没能找到。
  
  鞍镫的实物不易保存是客观现实，可为何汉代的雕塑、绘画等艺术作品中也没有它们的影子？这个问题比较令人费解，但至少有一种解释可以初步说明其缘由，那就是审美方面的原因。在历史传统长城华人怀思堂中，一件新物品投入应用后，经常可能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在美学上被人们——尤其是艺术工匠——所接受，在此之前制作的很多作品都仍然会保留它出现前的样子，即艺术创作上的“惯性”。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中国晋代以后也不乏表现没有鞍镫或有鞍无镫之骑手和马匹的作品。比如图6中的持槊骑兵和图7的披铠骑士，皆无鞍镫的痕迹，而使用长槊的作战方式与加剧骑手不稳定性的重甲骑兵的产生，都是以鞍镫的使用为基础的。再如在唐朝，马镫的使用已经很普遍了，“昭陵六骏”身上的镫具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图8），但图9中的骑马队伍却都未装备马镫，如果说是平民百姓缺乏财力倒还罢了（其实一副马镫也不见得是什么很贵的东西），而这里却是堂堂王家的盛装出行，且其所行路程也不会很短，否则规模如此浩大、擎着众多旌旗就没有意义了，那为什么所有的人还都让双脚空垂在那里受累呢？这只能说明绘制这幅画的人无视马镫的存在，也许他是感觉不美观，或是有其他什么原因，但终归是未将其画上去。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不仅中国，在西方中世纪以后的美术作品中，也往往出现忽视马鞍和马镫的倾向，如图10中的匈奴王阿提拉，既无马鞍又无马镫。众所周知，正是匈奴人的三棱椎箭、高桥马鞍和原始马镫打败了罗马人的大盾、投枪和短剑。此种“疏忽”如果不是故意的，很难说得通。这种东西方艺术创作中共有的“惯性”对鞍镫进入艺术作品起到了相当大的阻碍和迟滞作用。
  
  通过对以上文献和考古文物的资料观察，可以看出，尽管至今为止尚没有实物和艺术作品来证明它们的存在，高桥马鞍和马镫这两项对骑兵来讲至关重要的发明，在两汉时代仍然应该是已经投入应用的。正是它们使匈奴成为草原霸主，也正是它们推动了汉帝国在政治、军事上的大幅度扩张，为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稳固帝国的政治和文化影响扩散到北亚和中亚奠定了基础。相信随着汉代考古的进一步发展，两汉时期的马鞍和马镫最终会揭开它们朦胧的面纱。
  西晋时有单蹬，东晋十六国时有双镫，原因窃以为是晋朝时期人口越来越少，所以铁的产量可以装备骑兵，在这以前动辄几十万的大军，没那么多铁给军队用
  中国境内的游牧民族发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