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殡葬文化杭州随葬品被盗

比紫禁城还壮观的慈喜墓被盗后，宝藏都流失到了哪里是不是所剩无几了

现今被发掘的皇墓有哪些

  1.晋文帝
  崇阳陵：位于今河南偃师市杜楼村枕头山南麓。1982年对崇阳陵进行了科学发掘，其墓道长46米，宽11米；墓室长4.5米，宽3.7米，高2.5米，墓室西侧还有4座规模较小的陪葬墓，墓室空无一物。
  2.晋武帝
  峻阳陵：位于今河南省洛阳偃师南菜庄北獒子山。1982年对峻阳陵进行了科学发掘，墓道长36米，宽10.5米；墓室长5.5米，宽3米，高2米。该墓也多次被盗，骨殖凌乱，随葬品已被盗尽。其墓西侧有23座陪葬墓。这些墓的墓主人应为武帝后宫的嫔妃，与文献中关于武帝多内宠的记载吻合。
  3.晋穆帝
  永平陵：位于今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幕府山南麓。1961年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永平陵依山建筑，陵墓地宫由墓道和墓室构成。墓室系砖砌建筑，为圆弧形券顶。墓室长凡55米，宽2.6米，高3.05米。墓室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部用砖砌成的棺床
  4.陈宣帝
  显宁陵：位于今江苏南京雨花台区西善桥油坊村罐子山北麓。1961年南京博物馆发现并发掘了陈宣帝显宁陵
  5.北魏宣武帝
  景陵：位于今河南省洛阳城西北约7公里处洛阳市郊区邙山乡冢头村邙山之颠。冢高25米,底部周长126米,高大巍峨,气势壮观。景陵在宋金时代和民国年间曾遭盗掘，为建国以来经国家批准科学发掘的第二座皇帝陵，20世纪80年代，珍珠源公墓经国家批准后进行了科学发掘。地宫置于封丘之下，坐北面南，由墓道、前甬道、后甬道和墓室的部分构成，５０米长的斜坡式墓道宽宽敞敞，墓道的尽头，是两人高的巨大石门。石门之后的墓室有四五十平方米大小，圆锥形墓顶高达１０多米，内壁涂成庄严而神秘的黑色。据介绍，考古人员第一次进入墓室的时候，是从石门爬过来的，因为当时墓室中的淤土深达两米多。淤土清理完毕后，墓室中基本空空如也。考古人员发现了两个盗洞，其中一个大约开凿于宋金年间的盗洞准确地打在石门内。盗洞边发现有羊骨，推测是盗墓者出去后没填塞盗洞，在陵上吃草的羊失足坠了下来。专家用墓室中残存的碎片，现已复原出青瓷盘口龙柄壶、陶砚、残石灯等十余件文物。
  6.北齐文宣帝
  武宁陵：位于今河南临漳。1987年社科院考古所发掘了此墓虽未出土墓志或哀册，但从出土千余件陶俑，其中二件侍卫俑高1.5米，是磁县北朝墓中，出土最大的2件，这座墓的发掘，更加证明以上推断的合理性。
  7.
  7楼
  北周武帝
  孝陵：位于今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底张镇陈马村东南约1000米处，原本具体地点，史载不详，地面又无封土，适逢1993年及1994年接连被盗后，考古部门才进行正式发掘。根据发掘出土的武帝孝陵志石、墓室棺椁遗迹，武德皇后志石及天元皇太后金玺等，判定此墓确为北周武帝与皇后阿史那氏合葬的孝陵。墓葬总体坐北向南，墓道全长68.4米，由斜坡墓道、5个天井、5个过洞、4个壁龛及甬道、土洞式单墓室组成。这样的形制，与已发现的北周皇室、贵族、大臣的大、中型墓大体相同。孝陵虽经多次盗掘，但出土物仍很丰富，据不完全统计已有数百件之多。其中有各类陶俑150多件、陶瓷器近40件、玉器8件、铜带具1套、金器21件及志石2合。金器中的“天元皇太后玺”尤为珍贵，纯金，重802.56克，獬*钮，正方形玺面，边长4.45、宽4.55、盒钮通高4.7厘米。玺面篆书阳刻“天元皇太后玺”6字。章法独特福安园公墓，世所罕见。二合志石，一为“大周高祖武皇帝孝陵；一为“周武德皇后志铭”，志面阴刻“大隋开皇二年岁次壬寅四月甲戌朔二十三日甲未周武帝皇后阿史那氏祖谥曰武德皇后其月二十九日壬寅合葬于孝陵；证明确为北周武帝与皇后阿史那氏合葬的孝陵。
  8.唐僖宗
  靖陵：位于今陕西省咸阳城西北50公里处乾县乾陵乡鸡子堆村，靖陵封土为覆斗形，高７米，方圆20公里。陵园原残存石刻华表1对、翼马1对、石狮1对。鉴于该陵多次被盗，1995年经陕西省文物局批准,由省、县文物部门进行科学发掘。该陵地宫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出土文物100余件，主要有石碑、石函、龙凤玉璧、玉佩、哀册玉残片、鎏金铜锁、鎏金宝石铜花等。
  9.前蜀高祖
  永陵：位于今四川成都西门外三洞桥附近。1942年，考古工作者对其进行了发掘，永陵封土为圆形，现直径80余米，高15米。陵台之外，每隔二米半或一米半筑砖基1道，共3道，似为陵垣遗迹。正面第一、三道砖基之间，建包砖夯土墩1对。墓室建于陵台之下，南向，无墓道，全长30．8米。以14道红砂岩砌筑的拱券为骨架，券间铺以石板和券石，石板表面次第涂抹细泥、白垩，其上再施彩。券顶天青色，壁面朱色。分前中后3室，每室装木门1对，室间有甬道相通。中室中央偏后有须弥座石棺床，上置棺椁，棺床两旁列有托棺床的12神半身透雕石像，石像均顶盔贯甲，孔武肃穆。后室建石床，称为“御床”，床上置墓主之圆雕像及谥册、玉哀册、谥宝等法物，墓主雕像头戴折口中，身着袍服，浓眉深目，隆准高颧，薄唇大耳，神态威严而慈详，符合史籍所载王建之相貌, 堪称古代写实精神的佳作。永陵最珍贵之处在于棺床四周或舞或奏的乐伎浮雕, 永福陵园 这些乐伎位于棺床东西南三面，共24人，其中舞者2人，奏乐者22人，姿态有别，表情各异，操着琵琶、柏板、筚、篥、笙、萧、笛、鼓、吹叶等，弹击拍吹各种乐器，共20种23件，组成一个完整的宫廷乐队。
  10.南汉烈宗
  德陵：位于今广东广州小谷围岛。2003年6月—2004年10月,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发掘，经发掘，德陵虽未发现陵园建制，且墓室被盗，但墓道器物箱出土青瓷罐有190件，釉陶罐82件，共有272件，是广州第一次发现如此众多的五代瓷器，属官窑制品无疑。其胎质坚硬，釉色青中闪灰，晶莹透亮，是五代青瓷中的上品。为研究五代十国陶瓷器提供了实物资料。包括康陵在内的南汉二陵共出土文物近3000件。
  11.南汉高祖
  康陵：位于今广东广州小谷围岛。2003年6月—2004年10月,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发掘，圆坛下是地宫，墓道在圆坛坡道下面。墓室内全长１１米、宽３．１５米、高３．３米。墓室前室当门横立着一通石哀册。石哀册保存完好，其形如碑。首题“高祖天皇大帝哀册文”，３８行，满行３５字，共１０６２字。石哀册上明确记载：高祖（刘岩）于大有十五年（９４２）四月崩，于光天元年九月“迁神于康陵”。这是证明墓主身份的最好证据。康陵出土的陶制香蕉、菠萝、茨菇、木瓜、马蹄、桃、柿系列尽管有上千年历史，却依然色泽自然、栩栩如生。这些水果属于模型明器蔬果祭品，也是迄今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一批蔬果寿象生陶瓷制品。包括德陵在内的南汉二陵共出土文物近3000件。
  12.南汉中宗
  昭陵：位于今广东广州东郊石马村。1953年广东省文管会对其进行了发掘，墓地三面环山，墓葬坐落于北面山峰的南麓。墓前原有石马、石象等，石马村由此得名。墓为券顶砖室，前连斜坡形墓道。墓室全长11.64米。内分主室、过道和前室三部分。前室左侧有分格的器物箱（共8格），掩盖在地下，箱中随葬物幸存；右侧有半圆形耳室。墓室有多处盗洞，墓顶坍塌，结构已无法辨清。劫余的随葬品只有器物箱内的保存原样，计有30多件青釉瓷罐和100多件深灰陶罐。其中4件夹耳青釉瓷罐通高19.4厘米，造型独特，盖沿伸出两横梁，扣入器肩的夹耳中，有孔，可用绳或木条贯穿。提揭时盖子不会滑脱。罐表里施釉，出土时釉色青翠，晶莹如玉，日久变青黄色。少数墓砖在表面或一侧刻画文字。计有：“陈怀甫”、“张徊”、“六月十三日张匡?华夏陵园”和“乾和十六年四□兴宁军□”（此砖已残）等字样。前面3个疑是造砖者姓名。“乾和”是南汉中宗刘晟的年号，乾和十六年即958年，刘晟死于是年。昭陵发掘后，残余墓砖亦全被拆去。
  14.吴越文穆王
  钱元瓘墓：位于今浙江杭州玉龙山。1965年考古工作者发掘了该墓，由于早年曾经被破坏，随葬的器物出土很少。但是在其墓室后的顶部发现了珍贵的石刻星象图，它比世界公认的南宋年间的苏州石刻星图早了三百多年，而且图的面积整整大了四倍，比较准确地刻画了二十八宿星辰的位置。
  15.后蜀高祖
  和陵：位于今四川成都北郊约7公里磨盘山麓。1971年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墓型特殊，分墓道及宝城两部分，全用青石砌成。墓道长12．5米，由青砖砌作步梯。墓门为牌楼式石构建筑，刻青龙白虎等浮雕；内侧两壁，画男女宫人彩绘像。墓室为圆锥形穹窿顶，中为主室，两旁有耳室各一，结构相同，与主室相通。主室高8．16米、直径65米。耳室高6米、直径3．4米。主室中置有一座青石棺台，台长5．1米、宽2．7米、高2．1米，前后各有圆雕裸体卷发力士5人。四角各雕身披甲胄作跪 地荷台状力士各一人。上边四周浮雕双龙戏珠图案。弯崖顶正中以蟠龙封顶，顶系铁链，为挂帷帐罩棺之用。发掘时墓已被盗，仅出土器物残片及残玉哀册、溢册、玉饰片。还出土孟妻福庆长公主墓志铭，证明是孟氏夫妇合葬墓。
  16.南唐烈祖
  钦陵：位于今江苏南京牛首山。1950～1951年进行了发掘。陵的上部是一个圆形的土墩，全长21.48米，宽10.45米，高5.3米。墓道长19米、宽4米，墓室分前、中、后三个主室和十个侧室（便房）。前、中室为砖筑，后室石砌，都是仿木结构的。墓门和三个室的壁面上砌凿出柱、仿和斗拱，其上彩绘牡丹、宝相、莲花、海石榴和云气图案。后室的顶部绘有天象，铺地的青石板上雕凿山岳江河，象征着“地理图”。石棺座侧还雕有三爪龙和各种花纹，进门处上方横刻“双龙戏珠”图案。门的左右两壁各有一个踩祥云、披甲持剑的石雕武士，雕像表面原有涂金彩绘。南唐二陵遗留文物约600件，其中刻字填金的玉质“哀册”，尤为珍贵，它记录了封建帝后的祭文，也是判定墓主身份的主要依据。
  17.南唐元宗
  顺陵：位于今江苏南京牛首山。1950～1951年进行了发掘。全长21.9米，宽10.12米，高5.42米，也分前、中、后三个主室及八个侧室，全部是砖结构的，建筑形制与钦陵大致相仿，规模略小。中室稍大，长5.30米，顶作尖穹隆形。主室的倚柱、立枋、东额、柱头原来都有彩画，由于淤泥和雨水侵蚀，大部分已经剥落，仅墓门东额上有片段牡丹花纹。南唐二陵遗留文物约600件，其中刻字填金的玉质“哀册”，尤为珍贵，它记录了封建帝后的祭文，也是判定墓主身份的主要依据。
  18.西夏神宗
  八号陵：位于今宁夏银川贺兰山。1975年考古工作者对其进行了发掘，为陵区八号陵，墓道呈30度的斜坡。全长49米(水平长度)，南端上口宽4米，北端上口宽8.30米；南端下口宽3.90米，北端下口宽4.90米，墓道底距地表24.6米。墓道填土中发现有少量碎砖、瓷片、瓦片和石离首。在甬道门前1.2米的范围内，发现有竖立或已散乱的圆木和朽木板，地
  19.金太祖
  睿陵：位于今北京房山区大房山。2001年至2002年，有关文物部门开启了睿陵地宫,地宫是一处在山体岩石中开凿的，符合从肃慎时代就形成的埋葬习俗。东西长13米，南北宽9.5米。 坑内有瘗藏的汉白玉雕龙、雕凤的石棺椁。地宫内瘗葬有4具石棺椁，两具为青石素椁，南北向放置于地宫西侧。另两具为汉白玉雕龙、凤纹石椁，东西向放置于底部正中偏北。地宫中出土了金丝凤冠和玉饰件等珍贵文物。两具雕龙、凤石椁是国内首次发现，应为皇室专用。金丝凤冠是金丝编制，顶部编海棠花饰，四周编成网络形。直径14厘米、高10厘米。还出土玉鸟三件和白玉雕刻的长尾风鸟，长7厘米。
  20.明神宗
  定陵：位于今北京十三陵，1956年中国考古工作者对其进行了科学发掘，为中国第一座由考古工作者开启的未被盗掘的帝陵，在棺床上下的朱漆箱子里放置着大量的随葬器物——制作精美的工艺美术品，像金王冠、金壶、金爵、玉壶、玉杯、玉碗，玉耳环、瓷瓶、瓷碗等。

盗墓笔记里面，吴三省在杭州的房子下面的秘密是什么，有没有人知道！

  有个人在下面长期监视他，有推测说是真吴三省
  因为吴三省和解连环一起策划要保守长生的秘密，让家族从计划里走出来不受“它”的控制，而出现在大家面前的“吴三省”，据说有时候是解连环有时候是真吴三省，所以有推测说房子下面是另一个人对对方的监视
  
  还有就是吴三省在杭州的房子，加上周边的地区，一整片是个“鬼蜮”
  他买了周边的地区，在这下面将秘密埋藏起来。信中说烧毁后计划就算终结了，“它”再也无力回天。推测应该就是等待长生的“它”的居高位者的身体
  
  这些是推测，三叔没明说，但大概就是这样
  LZ不妨再看一遍，三叔基本上都交代了，只是没有写明房子下的那个人是谁
  你好！
  
  有人住里面，应该是真正的吴三省
  
  如果对你有帮助，望采纳。
  真三叔
  有个人住在里面
  具体是谁不知道

祖坟山中有个道光时期的贡生土葬墓，最近被人盗挖，请问墓里一般会是什么陪葬品请详细告知多谢

  瓷油灯，大瓦片（枕头的作用），铜钱，陶/瓷碗。如果个人喜欢看书，或者抽烟，也会有烟锅子之类的随葬。
  还能是什么，顶多一些玉器、瓷器呗。

良渚文化为什么会失踪

  晚期良渚现“断层”
  
  良渚文化遗址被发现70年多年，却令考古界和史学界一直头疼不已，因为在史料中，江南地区的晚期良渚文化居然无文字记载。这一曾经影响中国文明进程的良渚文化“断层现象”，一直成为悬而未决的谜团。
  
  不过，有关江南地区良渚文化是否消失的问题，我国曾有多位学者作过研究，结果是“消失”与“未消失”两种观点并存。而造成晚期良渚文化人从江南地区突然神秘失踪的原因，则有海侵、特大洪灾和战争三说。由于这些说法的证据都较单薄，缺少足够的说服力，因此目前还没有哪一种说法能得到考古界和史学界多数学者的认可。
  
  常州武进区博物馆馆长、副研究员林志方认为，依据江南地区现有的考古资料，叠压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北阴阳营文化、良渚文化层之上的是“湖熟文化”和“马桥文化”，且绝大部分地区是“湖熟文化”和“马桥文化”叠压在良渚文化层之上。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江、浙两省的文博工作者已对江南地区的“土墩墓”和“石室土墩墓”进行了大量的科学考古发掘，江南地区最早“土墩墓”和“石室土墩墓”的时代为西周早期。依据“湖熟文化”、“马桥文化”人最早墓葬的时代为西周早期、江南地区古文化层的叠压关系及良渚文化和北阴阳营文化的时代，可以证明江南地区夏、商出现了文化断层，进而也证实了江南地区良渚文化消失的可能。
  
  是否迁徙到江北
  
  本月初，在杭州召开的“全国良渚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各路专家纷纷提出自己的新说。据报道，在这次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各地的专家在讨论中达成共识，认为良渚文化的年代下限，应为距今5300年—4200年左右，而其消亡的真正原因则是由战争和内讧引起的，最终为钱山漾类型所取代。
  
  这次学术研讨会上，专家们分析认为，环太湖流域良渚文化、钱山漾类型及马桥文化遗址分布面广，且文化传承有序，尽管个别遗址见有淤泥层，但其成因复杂，应属局部现象，倘若认为当时曾发生过海侵或特大洪水灾害而导致毁灭性的文化消亡，恐怕有失偏颇。那么，良渚文化的消亡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在会上，林志方则提出解开这个千古之谜的论说新突破，他提出，“江南地区晚期良渚文化人从江南地区消失是由于整体迁徙今苏北地区”，此观点一出，各方为之哗然。
  
  林志方认为，首先，“江南地区”西及西南面的临近地区良渚文化层上也存在文化断层。依据考古资料显示，安徽潜山薛家岗遗址和含山凌家滩遗址处均有过少许良渚文化人的迁居。薛家岗遗址和含山凌家滩遗址良渚文化层上也存在文化断层，即可排除“江南地区”晚期良渚文化人有迁徙这两处的可能。
  
  其次，新沂花厅遗址发现多座良渚文化晚期大墓。1987年和1989年，南京博物院对苏北地区的新沂花厅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在遗址的北区清理出10座大墓，其中有8座大墓存在人殉现象，共出土良渚文化玉器378件、含有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和良渚文化早期的陶器345件、含有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特征的石器37件。
  
  经过对花厅遗址北区出土的多件良渚文化玉器，出现的人殉现象及社会状况等情况的考古研究，有关专家认为，花厅遗址早期是大汶口文化领地，以后（至北区墓葬时期），北上的发达的良渚文化取代了这里的土著大汶口文化。“江南地区”晚期良渚文化人整体的迁徙地必然在今苏北地区，其政治中心就在新沂花厅遗址处。
  
  此外，我省的苏北地区有众多的良渚文化晚期遗址。这些地区处在良渚文化晚期遗址较集中的苏北地区的北面和西面，出土的良渚文化器物较少及年代偏晚，故这些地区的良渚文化人与江南地区晚期良渚文化人的迁徙也无直接关系，而应与迁徙今苏北地区的晚期良渚文化人的再次迁徙有关。
  
  而在“全国良渚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有一些专家则认为，“从良渚文化墓葬中见到的随葬石（玉）钺、箭镞等石器分析，依稀透露出当时社会战争频繁的历史信息，有可能是对外征战，加上内部集团矛盾激化、内耗加剧，自然环境恶化而最终走向消亡。”
  良渚文化遗址被发现70年多年，却令考古界和史学界一直头疼不已，因为在史料中，江南地区的晚期良渚文化居然无文字记载。这一曾经影响中国文明进程的良渚文化“断层现象”，一直成为悬而未决的谜团。
  不过，有关江南地区良渚文化是否消失的问题，我国曾有多位学者作过研究，结果是“消失”与“未消失”两种观点并存。而造成晚期良渚文化人从江南地区突然神秘失踪的原因，则有海侵、特大洪灾和战争三说。由于这些说法的证据都较单薄，缺少足够的说服力，因此目前还没有哪一种说法能得到考古界和史学界多数学者的认可。
  常州武进区博物馆馆长、副研究员林志方认为，依据江南地区现有的考古资料，叠压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北阴阳营文化、良渚文化层之上的是“湖熟文化”和“马桥文化”，且绝大部分地区是“湖熟文化”和“马桥文化”叠压在良渚文化层之上。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江、浙两省的文博工作者已对江南地区的“土墩墓”和“石室土墩墓”进行了大量的科学考古发掘，江南地区最早“土墩墓”和“石室土墩墓”的时代为西周早期。依据“湖熟文化”、“马桥文化”人最早墓葬的时代为西周早期、江南地区古文化层的叠压关系及良渚文化和北阴阳营文化的时代，可以证明江南地区夏、商出现了文化断层，进而也证实了江南地区良渚文化消失的可能。
  是否迁徙到江北
  本月初，在杭州召开的“全国良渚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各路专家纷纷提出自己的新说。据报道，在这次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各地的专家在讨论中达成共识，认为良渚文化的年代下限，应为距今5300年—4200年左右，而其消亡的真正原因则是由战争和内讧引起的，最终为钱山漾类型所取代。
  这次学术研讨会上，专家们分析认为，环太湖流域良渚文化、钱山漾类型及马桥文化遗址分布面广，且文化传承有序，尽管个别遗址见有淤泥层，但其成因复杂，应属局部现象，倘若认为当时曾发生过海侵或特大洪水灾害而导致毁灭性的文化消亡，恐怕有失偏颇。那么，良渚文化的消亡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在会上，林志方则提出解开这个千古之谜的论说新突破，他提出，“江南地区晚期良渚文化人从江南地区消失是由于整体迁徙今苏北地区”，此观点一出，各方为之哗然。
  林志方认为，首先，“江南地区”西及西南面的临近地区良渚文化层上也存在文化断层。依据考古资料显示，安徽潜山薛家岗遗址和含山凌家滩遗址处均有过少许良渚文化人的迁居。薛家岗遗址和含山凌家滩遗址良渚文化层上也存在文化断层，即可排除“江南地区”晚期良渚文化人有迁徙这两处的可能。
  其次，新沂花厅遗址发现多座良渚文化晚期大墓。1987年和1989年，南京博物院对苏北地区的新沂花厅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在遗址的北区清理出10座大墓，其中有8座大墓存在人殉现象，共出土良渚文化玉器378件、含有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和良渚文化早期的陶器345件、含有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特征的石器37件。
  经过对花厅遗址北区出土的多件良渚文化玉器，出现的人殉现象及社会状况等情况的考古研究，有关专家认为，花厅遗址早期是大汶口文化领地，以后（至北区墓葬时期），北上的发达的良渚文化取代了这里的土著大汶口文化。“江南地区”晚期良渚文化人整体的迁徙地必然在今苏北地区，其政治中心就在新沂花厅遗址处。
  此外，我省的苏北地区有众多的良渚文化晚期遗址。这些地区处在良渚文化晚期遗址较集中的苏北地区的北面和西面，出土的良渚文化器物较少及年代偏晚，故这些地区的良渚文化人与江南地区晚期良渚文化人的迁徙也无直接关系，而应与迁徙今苏北地区的晚期良渚文化人的再次迁徙有关。
  而在“全国良渚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有一些专家则认为，“从良渚文化墓葬中见到的随葬石（玉）钺、箭镞等石器分析，依稀透露出当时社会战争频繁的历史信息，有可能是对外征战，加上内部集团矛盾激化、内耗加剧，自然环境恶化而最终走向消亡。”
  良渚文化遗址被发现70年多年，却令考古界和史学界一直头疼不已，因为在史料中，江南地区的晚期良渚文化居然无文字记载。这一曾经影响中国文明进程的良渚文化“断层现象”，一直成为悬而未决的谜团。
  不过，有关江南地区良渚文化是否消失的问题，我国曾有多位学者作过研究，结果是“消失”与“未消失”两种观点并存。而造成晚期良渚文化人从江南地区突然神秘失踪的原因，则有海侵、特大洪灾和战争三说。由于这些说法的证据都较单薄，缺少足够的说服力，因此目前还没有哪一种说法能得到考古界和史学界多数学者的认可。
  常州武进区博物馆馆长、副研究员林志方认为，依据江南地区现有的考古资料，叠压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北阴阳营文化、良渚文化层之上的是“湖熟文化”和“马桥文化”，且绝大部分地区是“湖熟文化”和“马桥文化”叠压在良渚文化层之上。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江、浙两省的文博工作者已对江南地区的“土墩墓”和“石室土墩墓”进行了大量的科学考古发掘，江南地区最早“土墩墓”和“石室土墩墓”的时代为西周早期。依据“湖熟文化”、“马桥文化”人最早墓葬的时代为西周早期、江南地区古文化层的叠压关系及良渚文化和北阴阳营文化的时代，可以证明江南地区夏、商出现了文化断层，进而也证实了江南地区良渚文化消失的可能。
  是否迁徙到江北
  本月初，在杭州召开的“全国良渚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各路专家纷纷提出自己的新说。据报道，在这次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各地的专家在讨论中达成共识，认为良渚文化的年代下限，应为距今5300年—4200年左右，而其消亡的真正原因则是由战争和内讧引起的，最终为钱山漾类型所取代。
  这次学术研讨会上，专家们分析认为，环太湖流域良渚文化、钱山漾类型及马桥文化遗址分布面广，且文化传承有序，尽管个别遗址见有淤泥层，但其成因复杂，应属局部现象，倘若认为当时曾发生过海侵或特大洪水灾害而导致毁灭性的文化消亡，恐怕有失偏颇。那么，良渚文化的消亡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在会上，林志方则提出解开这个千古之谜的论说新突破，他提出，“江南地区晚期良渚文化人从江南地区消失是由于整体迁徙今苏北地区”，此观点一出，各方为之哗然。
  林志方认为，首先，“江南地区”西及西南面的临近地区良渚文化层上也存在文化断层。依据考古资料显示，安徽潜山薛家岗遗址和含山凌家滩遗址处均有过少许良渚文化人的迁居。薛家岗遗址和含山凌家滩遗址良渚文化层上也存在文化断层，即可排除“江南地区”晚期良渚文化人有迁徙这两处的可能。
  其次，新沂花厅遗址发现多座良渚文化晚期大墓。1987年和1989年，南京博物院对苏北地区的新沂花厅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在遗址的北区清理出10座大墓，其中有8座大墓存在人殉现象，共出土良渚文化玉器378件、含有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和良渚文化早期的陶器345件、含有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特征的石器37件。
  经过对花厅遗址北区出土的多件良渚文化玉器，出现的人殉现象及社会状况等情况的考古研究，有关专家认为，花厅遗址早期是大汶口文化领地，以后（至北区墓葬时期），北上的发达的良渚文化取代了这里的土著大汶口文化。“江南地区”晚期良渚文化人整体的迁徙地必然在今苏北地区，其政治中心就在新沂花厅遗址处。
  此外，我省的苏北地区有众多的良渚文化晚期遗址。这些地区处在良渚文化晚期遗址较集中的苏北地区的北面和西面，出土的良渚文化器物较少及年代偏晚，故这些地区的良渚文化人与江南地区晚期良渚文化人的迁徙也无直接关系，而应与迁徙今苏北地区的晚期良渚文化人的再次迁徙有关。
  而在“全国良渚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有一些专家则认为，“从良渚文化墓葬中见到的随葬石（玉）钺、箭镞等石器分析，依稀透露出当时社会战争频繁的历史信息，有可能是对外征战，加上内部集团矛盾激化、内耗加剧，自然环境恶化而最终走向消亡。”
  晚期良渚现“断层”
  
  良渚文化遗址被发现70年多年，却令考古界和史学界一直头疼不已，因为在史料中，江南地区的晚期良渚文化居然无文字记载。这一曾经影响中国文明进程的良渚文化“断层现象”，一直成为悬而未决的谜团。
  
  不过，有关江南地区良渚文化是否消失的问题，我国曾有多位学者作过研究，结果是“消失”与“未消失”两种观点并存。而造成晚期良渚文化人从江南地区突然神秘失踪的原因，则有海侵、特大洪灾和战争三说。由于这些说法的证据都较单薄，缺少足够的说服力，因此目前还没有哪一种说法能得到考古界和史学界多数学者的认可。
  
  常州武进区博物馆馆长、副研究员林志方认为，依据江南地区现有的考古资料，叠压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北阴阳营文化、良渚文化层之上的是“湖熟文化”和“马桥文化”，且绝大部分地区是“湖熟文化”和“马桥文化”叠压在良渚文化层之上。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江、浙两省的文博工作者已对江南地区的“土墩墓”和“石室土墩墓”进行了大量的科学考古发掘，江南地区最早“土墩墓”和“石室土墩墓”的时代为西周早期。依据“湖熟文化”、“马桥文化”人最早墓葬的时代为西周早期、江南地区古文化层的叠压关系及良渚文化和北阴阳营文化的时代，可以证明江南地区夏、商出现了文化断层，进而也证实了江南地区良渚文化消失的可能。
  
  是否迁徙到江北
  
  本月初，在杭州召开的“全国良渚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各路专家纷纷提出自己的新说。据报道，在这次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各地的专家在讨论中达成共识，认为良渚文化的年代下限，应为距今5300年—4200年左右，而其消亡的真正原因则是由战争和内讧引起的，最终为钱山漾类型所取代。
  
  这次学术研讨会上，专家们分析认为，环太湖流域良渚文化、钱山漾类型及马桥文化遗址分布面广，且文化传承有序，尽管个别遗址见有淤泥层，但其成因复杂，应属局部现象，倘若认为当时曾发生过海侵或特大洪水灾害而导致毁灭性的文化消亡，恐怕有失偏颇。那么，良渚文化的消亡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在会上，林志方则提出解开这个千古之谜的论说新突破，他提出，“江南地区晚期良渚文化人从江南地区消失是由于整体迁徙今苏北地区”，此观点一出，各方为之哗然。
  
  林志方认为，首先，“江南地区”西及西南面的临近地区良渚文化层上也存在文化断层。依据考古资料显示，安徽潜山薛家岗遗址和含山凌家滩遗址处均有过少许良渚文化人的迁居。薛家岗遗址和含山凌家滩遗址良渚文化层上也存在文化断层，即可排除“江南地区”晚期良渚文化人有迁徙这两处的可能。
  
  其次，新沂花厅遗址发现多座良渚文化晚期大墓。1987年和1989年，南京博物院对苏北地区的新沂花厅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在遗址的北区清理出10座大墓，其中有8座大墓存在人殉现象，共出土良渚文化玉器378件、含有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和良渚文化早期的陶器345件、含有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特征的石器37件。
  
  经过对花厅遗址北区出土的多件良渚文化玉器，出现的人殉现象及社会状况等情况的考古研究，有关专家认为，花厅遗址早期是大汶口文化领地，以后（至北区墓葬时期），北上的发达的良渚文化取代了这里的土著大汶口文化。“江南地区”晚期良渚文化人整体的迁徙地必然在今苏北地区，其政治中心就在新沂花厅遗址处。
  
  此外，我省的苏北地区有众多的良渚文化晚期遗址。这些地区处在良渚文化晚期遗址较集中的苏北地区的北面和西面，出土的良渚文化器物较少及年代偏晚，故这些地区的良渚文化人与江南地区晚期良渚文化人的迁徙也无直接关系，而应与迁徙今苏北地区的晚期良渚文化人的再次迁徙有关。
  
  而在“全国良渚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有一些专家则认为，“从良渚文化墓葬中见到的随葬石（玉）钺、箭镞等石器分析，依稀透露出当时社会战争频繁的历史信息，有可能是对外征战，加上内部集团矛盾激化、内耗加剧，自然环境恶化而最终走向消亡。”
  为什么良渚文化会在4000年前突然消失？
  晚期良渚现“断层”
  良渚文化遗址被发现70年多年，却令考古界和史学界一直头疼不已，因为在史料中，江南地区的晚期良渚文化居然无文字记载。这一曾经影响中国文明进程的良渚文化“断层现象”，一直成为悬而未决的谜团。
  不过，有关江南地区良渚文化是否消失的问题，我国曾有多位学者作过研究，结果是“消失”与“未消失”两种观点并存。而造成晚期良渚文化人从江南地区突然神秘失踪的原因，则有海侵、特大洪灾和战争三说。由于这些说法的证据都较单薄，缺少足够的说服力，因此目前还没有哪一种说法能得到考古界和史学界多数学者的认可。
  常州武进区博物馆馆长、副研究员林志方认为，依据江南地区现有的考古资料，叠压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北阴阳营文化、良渚文化层之上的是“湖熟文化”和“马桥文化”，且绝大部分地区是“湖熟文化”和“马桥文化”叠压在良渚文化层之上。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江、浙两省的文博工作者已对江南地区的“土墩墓”和“石室土墩墓”进行了大量的科学考古发掘，江南地区最早“土墩墓”和“石室土墩墓”的时代为西周早期。依据“湖熟文化”、“马桥文化”人最早墓葬的时代为西周早期、江南地区古文化层的叠压关系及良渚文化和北阴阳营文化的时代，可以证明江南地区夏、商出现了文化断层，进而也证实了江南地区良渚文化消失的可能。
  是否迁徙到江北
  本月初，在杭州召开的“全国良渚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各路专家纷纷提出自己的新说。据报道，在这次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各地的专家在讨论中达成共识，认为良渚文化的年代下限，应为距今5300年—4200年左右，而其消亡的真正原因则是由战争和内讧引起的，最终为钱山漾类型所取代。
  这次学术研讨会上，专家们分析认为，环太湖流域良渚文化、钱山漾类型及马桥文化遗址分布面广，且文化传承有序，尽管个别遗址见有淤泥层，但其成因复杂，应属局部现象，倘若认为当时曾发生过海侵或特大洪水灾害而导致毁灭性的文化消亡，恐怕有失偏颇。那么，良渚文化的消亡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在会上，林志方则提出解开这个千古之谜的论说新突破，他提出，“江南地区晚期良渚文化人从江南地区消失是由于整体迁徙今苏北地区”，此观点一出，各方为之哗然。
  林志方认为，首先，“江南地区”西及西南面的临近地区良渚文化层上也存在文化断层。依据考古资料显示，安徽潜山薛家岗遗址和含山凌家滩遗址处均有过少许良渚文化人的迁居。薛家岗遗址和含山凌家滩遗址良渚文化层上也存在文化断层，即可排除“江南地区”晚期良渚文化人有迁徙这两处的可能。
  其次，新沂花厅遗址发现多座良渚文化晚期大墓。1987年和1989年，南京博物院对苏北地区的新沂花厅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在遗址的北区清理出10座大墓，其中有8座大墓存在人殉现象，共出土良渚文化玉器378件、含有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和良渚文化早期的陶器345件、含有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特征的石器37件。
  经过对花厅遗址北区出土的多件良渚文化玉器，出现的人殉现象及社会状况等情况的考古研究，有关专家认为，花厅遗址早期是大汶口文化领地，以后（至北区墓葬时期），北上的发达的良渚文化取代了这里的土著大汶口文化。“江南地区”晚期良渚文化人整体的迁徙地必然在今苏北地区，其政治中心就在新沂花厅遗址处。
  此外，我省的苏北地区有众多的良渚文化晚期遗址。这些地区处在良渚文化晚期遗址较集中的苏北地区的北面和西面，出土的良渚文化器物较少及年代偏晚，故这些地区的良渚文化人与江南地区晚期良渚文化人的迁徙也无直接关系，而应与迁徙今苏北地区的晚期良渚文化人的再次迁徙有关。
  而在“全国良渚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有一些专家则认为，“从良渚文化墓葬中见到的随葬石（玉）钺、箭镞等石器分析，依稀透露出当时社会战争频繁的历史信息，有可能是对外征战，加上内部集团矛盾激化、内耗加剧，自然环境恶化而最终走向消亡。”
  晚期良渚现“断层” 良渚文化遗址被发现70年多年，却令考古界和史学界一直头疼不已，因为在史料中，江南地区的晚期良渚文化居然无文字记载。这一曾经影响中国文明进程的良渚文化“断层现象”，一直成为悬而未决的谜团。 不过，有关江南地区良渚文化是否消失的问题，我国曾有多位学者作过研究，结果是“消失”与“未消失”两种观点并存。而造成晚期良渚文化人从江南地区突然神秘失踪的原因，则有海侵、特大洪灾和战争三说。由于这些说法的证据都较单薄，缺少足够的说服力，因此目前还没有哪一种说法能得到考古界和史学界多数学者的认可。 常州武进区博物馆馆长、副研究员林志方认为，依据江南地区现有的考古资料，叠压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北阴阳营文化、良渚文化层之上的是“湖熟文化”和“马桥文化”，且绝大部分地区是“湖熟文化”和“马桥文化”叠压在良渚文化层之上。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江、浙两省的文博工作者已对江南地区的“土墩墓”和“石室土墩墓”进行了大量的科学考古发掘，江南地区最早“土墩墓”和“石室土墩墓”的时代为西周早期。依据“湖熟文化”、“马桥文化”人最早墓葬的时代为西周早期、江南地区古文化层的叠压关系及良渚文化和北阴阳营文化的时代，可以证明江南地区夏、商出现了文化断层，进而也证实了江南地区良渚文化消失的可能。 是否迁徙到江北 本月初，在杭州召开的“全国良渚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各路专家纷纷提出自己的新说。据报道，在这次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各地的专家在讨论中达成共识，认为良渚文化的年代下限，应为距今5300年—4200年左右，而其消亡的真正原因则是由战争和内讧引起的，最终为钱山漾类型所取代。 这次学术研讨会上，专家们分析认为，环太湖流域良渚文化、钱山漾类型及马桥文化遗址分布面广，且文化传承有序，尽管个别遗址见有淤泥层，但其成因复杂，应属局部现象，倘若认为当时曾发生过海侵或特大洪水灾害而导致毁灭性的文化消亡，恐怕有失偏颇。那么，良渚文化的消亡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在会上，林志方则提出解开这个千古之谜的论说新突破，他提出，“江南地区晚期良渚文化人从江南地区消失是由于整体迁徙今苏北地区”，此观点一出，各方为之哗然。 林志方认为，首先，“江南地区”西及西南面的临近地区良渚文化层上也存在文化断层。依据考古资料显示，安徽潜山薛家岗遗址和含山凌家滩遗址处均有过少许良渚文化人的迁居。薛家岗遗址和含山凌家滩遗址良渚文化层上也存在文化断层，即可排除“江南地区”晚期良渚文化人有迁徙这两处的可能。 其次，新沂花厅遗址发现多座良渚文化晚期大墓。1987年和1989年，南京博物院对苏北地区的新沂花厅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在遗址的北区清理出10座大墓，其中有8座大墓存在人殉现象，共出土良渚文化玉器378件、含有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和良渚文化早期的陶器345件、含有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特征的石器37件。 经过对花厅遗址北区出土的多件良渚文化玉器，出现的人殉现象及社会状况等情况的考古研究，有关专家认为，花厅遗址早期是大汶口文化领地，以后（至北区墓葬时期），北上的发达的良渚文化取代了这里的土著大汶口文化。“江南地区”晚期良渚文化人整体的迁徙地必然在今苏北地区，其政治中心就在新沂花厅遗址处。 此外，我省的苏北地区有众多的良渚文化晚期遗址。这些地区处在良渚文化晚期遗址较集中的苏北地区的北面和西面，出土的良渚文化器物较少及年代偏晚，故这些地区的良渚文化人与江南地区晚期良渚文化人的迁徙也无直接关系，而应与迁徙今苏北地区的晚期良渚文化人的再次迁徙有关。 而在“全国良渚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有一些专家则认为，“从良渚文化墓葬中见到的随葬石（玉）钺、箭镞等石器分析，依稀透露出当时社会战争频繁的历史信息，有可能是对外征战，加上内部集团矛盾激化、内耗加剧，自然环境恶化而最终走向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