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殡葬文化土墩墓随葬品

商代晚期和周早期有哪些著名的墓

  公元前11世纪周灭商起,至前770年平王东迁止，习称西周。现今发掘的西周墓葬总数已近2000座，主要分布在陕西省西安、扶风、岐山、宝鸡，河南省洛阳、浚县，北京市昌平、房山以及长江下游地区。这些墓葬集中反映了西周时期不同地区、不同年代、不同阶级和阶层在埋葬制度上的特点。
  发现和研究 西周墓葬的大量发现和发掘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在此以前，只在河南浚县辛村（见）和陕西宝鸡做过发掘。后者是最早发现的一处包含有灭商以前周人墓葬的墓地。50年代以来发现的重要西周墓地有西安附近中的,中的西周墓,宝鸡,北京的和，以及安徽和江苏句容、溧水、金坛等地的西周墓等。与上述重要发现同时，对西周墓葬的研究也有很大的进展。在墓葬分期方面已建立起相当可靠的年代序列。在丧葬礼制方面也开始了深入的探讨，关于用鼎制度的研究就是最显著的实例之一。
  分区和特征 西周墓葬可大体划分为2个区域:即中原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两者在墓葬形制和随葬品上都有很大的差别，前者为土坑竖穴墓，随葬陶器、青铜礼器等；后者为土墩墓，随葬有大量的原始瓷器（见）。但中原地区的西周墓也有种种差异。在墓葬形制方面，有的是因墓主人地位较高而采用一条或两条墓道的大墓；有的则采用独特的殉葬礼俗，如宝鸡茹家庄伯墓一椁二室的埋葬方式。在随葬品方面，有些墓葬也各有自己的特色，如昌平白浮西周墓随葬有鹰首剑等北方式兵器，而洛阳庞家沟西周墓则随葬有各种原始瓷器。
  墓葬形制 中原地区的西周墓盛行土坑竖穴墓。小型墓有墓室而无墓道。大型墓都有1条或2条墓道，但尚未发现商代王陵那样的有4条墓道的陵墓。 在浚县辛村和北京琉璃河都曾发现过有 2条墓道的大型土坑竖穴墓。这类墓都有宽大的墓室,墓室的南北两端各有1条墓道，南墓道较长，都是斜坡状的，北墓道略短，也有筑成台阶的。辛村1号墓墓室长10.6米,宽9米,连墓道通长56.9 米。墓主大概是诸侯一类的人物。大型墓中级别略低的只有1条墓道,洛阳东郊和宝鸡茹家庄都有发现。洛阳东郊发现的大型墓,墓道作曲尺形,在西周墓中是很少见的,宝鸡茹家庄的两座单墓道的大型墓，根据出土青铜礼器上的铭文，可以确认墓主人是伯和他的夫人井姬。中小型墓则以墓室的大小以及随葬器物的多寡来区分。不少西周墓在墓底中央都挖1个“腰坑”，坑内埋1条狗。葬具大都为木质棺椁。木椁一般都在墓底架两根枕木，再在枕木上纵铺方木构成椁底，椁室四壁用榫卯结构的方木垒成,其上横铺方木为椁盖,棺木置于椁室之中。大型墓往往有数重棺椁，中型墓多为1棺1椁，小型墓多为有棺无椁，也有少数小型墓不见棺木痕迹。
  长江下游地区的土墩墓不挖墓穴，只在平地堆土起坟埋葬。屯溪的土墩墓，系先在平地上用河卵石铺出与墓室相当的范围，其上放置各式随葬器物，然后堆筑封土。句容、金坛、溧水发现的土墩墓，多数不用卵石铺垫，因而也没有明确的墓室范围。有的一墩一墓，有的一墩多墓，墓内都没有发现葬具和尸骨的痕迹。
  葬俗 葬式一般为仰身直肢,也有俯身葬,极个别的为屈肢葬。头向不固定。除宝鸡茹家庄的伯墓外，绝大多数是单人葬。
  西周墓葬往往以人殉葬，少者1人，多至7人。殉葬人大都放在二层台上，有的还有葬具。北京琉璃河的大型墓中没有发现殉葬人，而在多座中型墓中则发现有殉葬人。可见是否用人殉葬并不完全取决于墓的大小或墓主人社会地位的高低。在张家坡已发掘的三、四百座中、小型墓葬中，发现有殉葬人的约占7％,都是西周早期墓葬,而这里的西周晚期墓中却不见有用人殉葬的现象,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
  随葬品 西周墓葬的随葬品主要有陶器、青铜礼器、兵器、车马器、玉石装饰品、原始瓷器和漆器等。大型墓和一部分中型墓的随葬品很丰富，有制作精致的成套青铜礼器，器形有鼎、鬲、、、、觚、爵、觯、尊、卣、壶、、盘、等。其组合以鼎、为核心，用鼎的多寡标志着墓主人社会地位的高下。早期的铜礼器在器形和纹饰上同商代晚期没有多大差别，西周晚期酒器类大大减少，食器类数量增加，鼎、的器形和纹饰也有较大的变化。长安普渡村发现的穆王时期的墓葬中还发现有3枚一套的编钟。小型墓则多随葬陶器,器形有鬲、罐、簋、尊、壶、豆、盂等。西周早晚期墓葬在随葬陶器的组合与器形上都有较明显的区别。
  南方土墩墓中的青铜礼器，往往富有地方特征，如鼎的三足外撇呈尖锥状,器物也往往两两成对。此外,还有一些用途不明的器形，如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的一对角形器和屯溪出土的一对五柱形器。这一地区的墓中通常随葬较多的原始瓷器，器类、器形变化也较多。中原地区的西周墓中虽也有随葬原始瓷器的,但数量很少,器形也较单一，多为豆形器。出土的玉石装饰品有壁、琮、圭、璋、柄形饰以及鱼、龙、鸟、兽等动物雕像，还有玛瑙、琉璃串珠等饰物。在琉璃河等地还出土有西周时代的漆器,但大都朽没,仅存痕迹，车马坑 大型墓和一部分中型墓往往附有车马坑、一般是在主墓的附近另行挖坑埋葬车马,少者1车2马,多者可达十多辆车和数十匹马。埋葬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整车埋葬，驭马卧于车辕两侧，另一种是将车子拆卸成零部件散放在坑内，马的排列也不整齐。也有将车拆散放在主墓内，而另行挖坑葬入马匹的。车马坑内多有车马饰物，有的车马坑保存较好，痕迹清楚。因此，可以根据这些资料复原西周时期车马的形制和辔饰。
  分期和年代 西周墓葬，包括灭商以前的周人墓葬，大体上可划分为3个时期：第一期是灭商前的周墓,即所谓先周墓葬。现已发掘的这种墓葬都是小型墓，大都随葬1件陶鬲,或1鬲1罐，极少有青铜礼器。鬲多作高领袋足，这种鬲被认为是先周时期的典型器物。第二期为西周早期，所出的青铜礼器器形和商代晚期的相似。随葬陶器的组合主要为鬲、簋、罐年代上起自西周初年,下限约在穆王时期。第三期为西周晚期，所出青铜礼器如鼎、在器形、花纹上有显著的变化，觚、爵、尊、卣等酒器几乎绝迹，出现、壶、盘、等新的器形。随葬陶器组合为鬲、豆、盂、罐。盂是典型的晚期器物，其他如鬲、罐、豆在器形上也有所变化。年代约自穆王以后到西周末年。

土墩石室到底是什么

  古代墓葬形式之一。西周至春秋流行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其特点：不挖墓穴，只九里山公墓在平地堆土起坟埋葬。随葬品多为印纹陶器、原始瓷器和带地方特征的青铜器。研究者多认为是吴越文化的葬俗。
  
  土墩墓是先在地面堆筑成高大的土堆，然后再在其上挖造墓穴。土墩墓是适应南方多河流湖、地下水位较浅的条件，主要流行于长江下游太湖周边地区的良渚文化中。
  良渚文化有60％左右的遗址属所谓的“土墩遗址"，这种土墩系人工堆造而成，一般高约六米，也有少数高度在两米左右。许多土墩上发现有由祭坛和墓葬组合而成的所谓祭坛墓地，由以早期的赵陵山、张陵山，中期的瑶山和反山，晚期的寺墩和福泉山最为典型。
  浙江余杭县长命乡雉山村的反山遗址，是一座高约5米，东西长约90米，南北宽约30米的人工堆筑的土墩，墩上发掘清理了7座良渚文化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发现的是良渚文化时期的居民，在当地崧泽文化遗址和墓地的高地上面，专为建造墓地而堆筑起土墩，其上共发现10座墓，在早期文化层内发现3座平地堆土掩埋的墓葬，可能是菘泽文化葬俗的遗风。其余7座墓均发现于晚期人工堆筑土墩之上.由此推测,堆土墓和土墩墓在长江下游一带先后出现,他们之间可能有承袭、演变关系。
  迷人的吴越文化源远流长，而土墩石室又是其中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千古之谜。如果你有兴趣，不妨身临太湖湾，一同参与破译这一千古之谜。
  
  再看看别人怎么说的。

曹操墓内有些什么著名的陪葬品

  曹操的坟墓---七十二疑冢的来历
  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庚子（公元220年3月15日），曹操病逝于洛阳，享年六十六岁。曹操的灵柩运抵邺城后，在夏侯尚，司马懿的陪奉下，于同年二月丁卯（220年4月11日），惠灵山陵园埋葬在他亲自选定的邺城西南的山冈上，当时称作“高陵”（后世以其地处邺城西面，大多称它为“西陵”），与西门豹祠近在咫尺（据《元和郡县志》卷20记载，两者相距大约15里）。陵墓内除了曹操本人预先准备的四箱送终衣服，以及质朴无华的陶制明器，没有金玉珠宝铜铁之累的陪葬品。整个陵墓“因高为基，不封不树”，一切不止因陋就简，也未曾建造纪念性的建筑物，所有后事都是严格遵从曹操生前遗愿来操办的。与其生前尚俭作风一脉相承。
  
  贞观19年（公元645年）二月，唐太宗在御驾亲征高丽途中，曾经高规格地拜谒了曹操的高陵，并亲自作了一篇题为〈〈祭魏武帝文〉〉的祭文。唐太宗的这篇祭文，将曹操和商代的伊尹，西汉的霍光相提并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说明在唐代初年，曹操的坟茔依然保存完好。
  
  时至唐代后期，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志》卷20，仍然明确记载曹操的西陵在邺县城西三十里处。
  
  但是，到北宋的乐史撰写〈〈太平寰宇记〉〉时，虽然也曾提及邺县有魏武帝，魏文帝和甑后三陵，却不曾指出它们的具体方位。（成书于乾隆46年的〈〈河南通志〉〉，可能是最后一部提到西陵的方志，不过，他很可能是对前史相关记载的转述）
  自己死后陵内“无藏金玉珍宝”
  
  盗墓，多是王者行为，从伍子胥，到项羽，再到刘去，都是这样。
  
  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历史上大规模的盗墓行为都掺杂有官方性质。但设专职，设“盗掘办公室”，且有明确记载的，最早应该是三国时期的曹操。史书中称他在军中设“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专门研究，并执行盗墓，曹操堪称中国盗墓史上是最专业的盗墓者。
  
安灵园公墓  曹操的底细一般读者都比较清楚，三国时期魏国一号人物，“三国演义”中魏国主角。本来就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名人，近年来因为易中天在CCTV“百家讲坛”的讲论，曹操再一次进入了公众的视线。在易中天的眼里，曹操是一个有勇有谋的大英雄，但在民间传说里，他却是一个典型的奸雄形象。
  
  但曹操最不光彩的地方，其实不在于他的奸，应该是其盗墓行为。史载，曹操在打天下之初，为了筹集军饷，便想到陪葬甚丰的汉帝王陵和富家大墓，遂打起了盗墓的主意。为保证盗墓的成功和收成，曹操独出心裁，在军中设“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等职，有几十个人专门负责，打到哪盗到哪，哪座陪葬多盗哪座。
  
  曹操盗得的最著名墓冢是芒砀山王墓，这是汉梁孝王刘武和李王后的陵墓。
  
  刘武是刘邦的孙子，其父兄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有名皇帝，创造“文景之治”的汉文帝刘恒，和汉景帝刘启。于汉文帝二年受封为梁王，都城在大梁（今河南开封）。因其地卑湿，徙治睢阳（今商丘）。刘武抵御“七国之乱”有功，一度有夺景帝帝位的念头。在王位23年，公元前144年10月病逝，葬于永城芒砀山，谥梁孝王。
  
  刘武的墓构建规模宏大，据说有北京“十三陵”的四倍大，人称“天下石室第一陵”。刘武正处“文景之治”、国富民丰的年代，可以想见刘武陪葬品的丰厚程度。
  
  刘武的陵墓由墓道、甬道、主室、回廊、侧室、耳室、角室等部分组成，设有完备的排水系统。经现代考古测量，墓室总容积大达1367立方米，与皇帝享用的规制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么大的空间，陪葬品该要多少啊。
  
  曹操在打开墓穴后，亲华夏陵园临现场，指挥取宝。
  
  《水经注疏》记载：“操发兵入砀，发梁孝王冢，破棺，收金室数万斤。”据说，曹操仅凭这一次盗掘所得的财宝，就养活了手下全军将士三年，可见盗得财宝之巨。而让考古专家不解的是，梁孝王墓的墓道都系用上千公斤的巨石封死，那时没有大型的起重设备，曹操手下靠什么打开陵墓，盗得这些财宝的？
  
  不论出于何种目的，盗墓都是一种宽容的罪过。项羽盗掘秦陵让刘邦找到了诽谤的理由，曹操则让袁绍抓着了小辫子，成为挨伐的一大罪状。
  
  袁绍在攻伐曹操前，让手下很有才华、后世称“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起草了一份讨曹“檄文”。《三国志》注引《魏氏春秋》称，“梁孝王，先帝母弟，坟陵尊显，松柏桑梓，犹宜恭肃。操率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至今圣朝流涕，士民伤怀。又署发立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毁突，无骸不露。”就是这份檄文，暴露了曹操当年盗墓的真相，不然后人还不得而知呢。
  
  可能是看到了厚葬的弊端和被人盗掘的险境，曹操生前积极提倡薄葬、秘葬。
  
  《三国志· 魏书》记载，公元218年曹操颁布《终令》，即遗嘱，表示陵址要选在“瘠薄之地”，平地深埋，“不封不树”，陵内“无藏金玉珍宝”。不只如此，为防盗掘还做了好多疑冢。成书于南宋时期的《舆地纪胜》称，“曹操殁后恐人发其冢，乃设疑冢七十二”；同一时期罗大经著作《鹤林玉露》称，“漳河上有七十二冢，相传云曹操冢也。”史又称，曹操实际葬在高陵，又称西陵，但高陵在哪，至今仍是让考古界困惑的一个谜团。看来，曹操防盗墓与盗墓都很专业（曹操薄葬防盗真相，将有专章讲述，这里不多言）。
  大戟，石牌，头骨。
  这座东汉大墓，曾多次被盗掘，但仍幸存一些重要的随葬品。据统计，出土器物250余件，包括金、银、铜、铁、玉、石、古、漆、陶、云母等多种质地。器类主要有铜带钩、铁甲、铁剑、铁镞、玉珠、水晶珠、玛瑙珠、石圭、石壁、石枕、刻名石牌、陶俑等。其中刻铭石牌共出土59件，有长方形、圭形等，铭文记录了随葬物品的名称和数量。极为珍贵的有8件，分别刻有“魏武王常用挌虎大戟”、“魏武王常用挌虎短矛”等铭文。在追缴该墓被盗出土的一件石枕上刻有“魏武王常用慰项石”铭文，这些出土的文字材料为研究确定墓主身份提供了重要的、最直接的历史依据。
  高陵出土刻铭“魏武王”石牌同时，该墓还出土有大量画像石残块。这批画像石画工精细娴熟，雕刻精美，内容丰富，有“神兽”、“七女复仇”等图案，并刻有“主薄车”、“咸阳令”、“纪梁”、“侍郎”、“宋王车”、“文王十子”、“饮酒人”等文字，为汉画像石中罕有的精品。[4]
  兵马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