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殡葬文化汉代刀形土坑墓土洞墓随葬品考古

中国古代西汉墓葬的葬法及陪葬品

  秦、汉代普遍用横穴式的洞穴作墓圹，用砖和石料筑墓室，在形制上模仿现实生活中的房屋。这是中国古代墓制的一次划时代的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从西汉中期才开始的，首先发生在黄河流域，然後普及到各地。
  
  在贵族大墓中，河北省满城汉墓和山东省曲阜九龙山汉墓可以作为西汉中期新兴的横穴式墓的代表。它们是在山崖中穿凿巨大的洞穴，作为墓室，故称“崖墓”，形制和结构完全模仿房屋。
  在黄河流域和北方地区，一般的横穴式墓是地下的土洞墓，规模较小，构造较简单，墓主属于下层地主阶级。
  
  中国古代棺椁并称，都属葬具。西汉中期以後的各种横穴式墓，特别是东汉的砖室墓和石室墓，墓室本身就起了椁的作用，可称“砖椁”和“石椁”，而墓室内的葬具则是有棺无椁。
  西汉前期和中期，夫妻合葬仍然采取“异穴合葬”的形式。西汉中期以後，制度一变，帝陵以外，一般都是夫妇同墓合葬。横穴式的墓室，为同墓合葬提供了方便。
  
  
  汉墓中的随葬品和战国时代相比，青铜器减少，漆器的比重进一步增加。为了储存大量的食物和饮料，墓内常有许多大型的陶器。西汉前期和中期，要随葬生前的实用器。
  西汉中期以後，增添了各种专为随葬而作的陶质明器，包括仓﹑灶﹑井﹑磨﹑楼阁等模型和猪﹑狗﹑鸡等偶像。到了东汉﹐明器的种类和数量愈多。
  
  陵园的北部设寝殿，开帝陵设寝的先例。西汉的帝陵，除文帝的霸陵系 “因山为藏”以外，都筑有覆斗式的方形坟丘，其位置在陵园的中央。
  陵园的平面成正方形，四周筑围墙，每面开一“司马门”，门外立双阙，汉承秦制，在陵园设寝殿。汉代帝後合葬，同茔而不同陵。
  後陵在帝陵之旁，其规模较帝陵为小。以惠帝时在长陵建原庙为起始，西汉诸陵都在陵园附近建庙。东汉的帝陵，从明帝的显节陵开始﹐陵园周围不筑墙垣而改用“行马”，并在坟丘之前建石殿以供祭享。从显节陵开始﹐陵园附近都不再建庙(见秦汉墓葬)。
  秦汉 汉代普遍用横穴式的洞穴作墓圹﹐用砖和石料筑墓室﹐在形制上模仿现实生活中的房屋。这是中国古代墓制的一次划时代的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从西汉中期才开始的﹐首先发生在黄河流域﹐然後普及到各地。在秦和西汉前期﹐贵族地主阶级仍沿用竖穴式土坑墓﹐墓中设木椁。在长江流域及南方和北方的边远地区﹐竖穴式木椁墓一直延续到西汉後期﹐甚至东汉前期。在秦和西汉的竖穴式木椁墓中﹐棺椁制度沿袭周代的礼制﹐有严格的等级。有些汉墓还使用了所谓“黄肠题凑”。
  在贵族大墓中﹐河北省满城汉墓和山东省曲阜九龙山汉墓可以作为西汉中期新兴的横穴式墓的代表。它们是在山崖中穿凿巨大的洞穴﹐作为墓室﹐故称“崖墓”﹐形制和结构完全模仿房屋。在黄河流域和北方地区﹐一般的横穴式墓是地下的土洞墓﹐规模较小﹐构造较简单﹐墓主属于下层地主阶级。这种土洞墓﹐在汉代以後的各个时期﹐长期流行。汉代的新的墓制﹐还表现在中原一带的 “空心砖墓”。它只流行于西汉一代﹐到东汉基本上即已绝迹。大约在西汉中晚期﹐在中原和关中一带开始出现用小型砖建筑的墓﹐一般称为“砖室墓”。到了东汉 ﹐砖室墓迅速普及﹐成为全国各地最常见的一种墓。贵族官僚们的砖室墓规模较大﹐结构复杂﹐布局模仿他们的府第。许多墓里还绘有彩色壁画(见彩图 河南洛阳西汉墓壁画 ﹑ 河北望都汉墓壁画﹕属吏图 ﹑ 河北望都汉墓壁画﹕祥瑞图 ﹑ 内蒙古和林洛尔汉墓壁画﹕宁城图(部分) ﹑ 山东梁山汉墓壁画﹕淳于车马出行图 ﹑ 辽宁辽阳汉墓壁画﹕车马出行图 )。西汉晚期开始出现的石室墓﹐到东汉在某些地区盛极一时。墓室中雕刻著画像﹐故称“画像石墓”。墓室的结构和布局﹐也是仿照现实生活中的住宅。有的石室墓﹐ 也绘有彩色的壁画。东汉时期﹐四川省境内的砖室墓往往在壁上另嵌一种模印著画像的砖﹐称为“画像砖墓”。在四川各地﹐东汉及其以後还流行崖墓。
  中国古代棺椁并称﹐都属葬具。西汉中期以後的各种横穴式墓﹐特别是东汉的砖室墓和石室墓﹐墓室本身就起了椁的作用﹐可称“砖椁”和“石椁”﹐而墓室内的葬具则是有棺无椁。西汉前期和中期﹐夫妻合葬仍然采取“异穴合葬”的形式。西汉中期以後﹐制度一变﹐除帝陵以外﹐一般都是夫妇同墓合葬。横穴式的墓室﹐为同墓合葬提供了方便。
  秦汉 汉代普遍用横穴式的洞穴作墓圹﹐用砖和石料筑墓室﹐在形制上模仿现实生活中的房屋。这是中国古代墓制的一次划时代的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从西汉中期才开始的﹐首先发生在黄河流域﹐然後普及到各地。在秦和西汉前期﹐贵族地主阶级仍沿用竖穴式土坑墓﹐墓中设木椁。在长江流域及南方和北方的边远地区﹐竖穴式木椁墓一直延续到西汉後期﹐甚至东汉前期。在秦和西汉的竖穴式木椁墓中﹐棺椁制度沿袭周代的礼制﹐有严格的等级。有些汉墓还使用了所谓“黄肠题凑”。
  在贵族大墓中﹐河北省满城汉墓和山东省曲阜九龙山汉墓可以作为西汉中期新兴的横穴式墓的代表。它们是在山崖中穿凿巨大的洞穴﹐作为墓室﹐故称“崖墓”﹐形制和结构完全模仿房屋。在黄河流域和北方地区﹐一般的横穴式墓是地下的土洞墓﹐规模较小﹐构造较简单﹐墓主属于下层地主阶级。这种土洞墓﹐在汉代以後的各个时期﹐长期流行。汉代的新的墓制﹐还表现在中原一带的 “空心砖墓”。它只流行于西汉一代﹐到东汉基本上即已绝迹。大约在西汉中晚期﹐在中原和关中一带开始出现用小型砖建筑的墓﹐一般称为“砖室墓”。到了东汉 ﹐砖室墓迅速普及﹐成为全国各地最常见的一种墓。贵族官僚们的砖室墓规模较大﹐结构复杂﹐布局模仿他们的府第。许多墓里还绘有彩色壁画(见彩图 河南洛阳西汉墓壁画 ﹑ 河北望都汉墓壁画﹕属吏图 ﹑ 河北望都汉墓壁画﹕祥瑞图 ﹑ 内蒙古和林洛尔汉墓壁画﹕宁城图(部分) ﹑ 山东梁山汉墓壁画﹕淳于车马出行图 ﹑ 辽宁辽阳汉墓壁画﹕车马出行图 )。西汉晚期开始出现的石室墓﹐到东汉在某些地区盛极一时。墓室中雕刻著画像﹐故称“画像石墓”。墓室的结构和布局﹐也是仿照现实生活中的住宅。有的石室墓﹐ 也绘有彩色的壁画。东汉时期﹐四川省境内的砖室墓往往在壁上另嵌一种模印著画像的砖﹐称为“画像砖墓”。在四川各地﹐东汉及其以後还流行崖墓。
  中国古代棺椁并称﹐都属葬具。西汉中期以後的各种横穴式墓﹐特别是东汉的砖室墓和石室墓﹐墓室本身就起了椁的作用﹐可称“砖椁”和“石椁”﹐而墓室内的葬具则是有棺无椁。西汉前期和中期﹐夫妻合葬仍然采取“异穴合葬”的形式。西汉中期以後﹐制度一变﹐除帝陵以外﹐一般都是夫妇同墓合葬。横穴式的墓室﹐为同墓合葬提供了方便。
  汉墓中的随葬品和战国时代相比﹐青铜器减少﹐漆器的比重进一步增加。为了储存大量的食物和饮料﹐墓内常有许多大型的陶器。西汉前期和中期﹐主要随葬生前的实用器。西汉中期以後﹐增添了各种专为随葬而作的陶质明器﹐ 包括仓﹑灶﹑井﹑磨﹑楼阁等模型和猪﹑狗﹑鸡等偶像。到了东汉﹐明器的种类和数量愈多。这是中国古代墓葬在随葬品方面的一次大变革。在西汉中期的贵族墓中 ﹐仍然有用车﹑马殉葬的﹐但车和马都埋在墓室和墓道内﹐而不是在墓的附近另设车马坑。西汉晚期以後﹐不再用真车﹑真马殉葬﹐而是用木制或陶制的车马模型来替代。在南方地区﹐还有用木船或陶船的模型随葬的(见彩图 铜贮贝器(西汉) ﹑ 漆盒 ﹑ 漆盘 ﹑ 漆匜 ﹑ 漆 ﹑ 漆盘 ﹑ 漆案和杯盘 ﹑ 釉陶鼎 ﹑ 釉陶楼阁 ﹑ 彩绘陶潮白陵园壶 ﹑ 陶船 )。
  在汉代﹐以人殉葬是非法的。因此﹐在考古发掘中﹐除个别例外﹐已经见不到人殉。从商代开始的残酷的人殉制度﹐至此基本上终止。作为奴婢的替身﹐木俑和陶俑被多量地放置在统治阶级的墓中。
  在地面上﹐统治阶级的墓已普遍筑有坟丘。在坟丘之前﹐往往设祭祀用的祠堂。东汉时盛行在墓前建石阙﹐并置人物和动物的石雕像﹔还流行在墓地上立石碑﹐记述墓主人的死亡日期﹑家族世系及生平事迹。
  陕西省临潼的秦始皇陵﹐ 是中国第1个帝陵。陵园平面成长方形﹐有内外两重围墙。坟丘在陵园的南部﹐平面成方形。陵园的北部设寝殿﹐开帝陵设寝的先例。西汉的帝陵﹐除文帝的霸陵系 “因山为藏”以外﹐都筑有覆斗式的方形坟丘﹐其位置在陵园的中央。陵园的平面成正方形﹐四周筑围墙﹐每面开一“司马门”﹐门外立双阙。汉承秦制﹐在陵园设寝殿。汉代帝後合葬﹐同茔而不同陵。後陵在帝陵之旁﹐其规模较帝陵为小。以惠帝时在长陵建原庙为起始﹐西汉诸陵都在陵园附近建庙。东汉的帝陵﹐从明帝的显节陵开始﹐陵园周围不筑墙垣而改用“行马”﹐并在坟丘之前建石殿以供祭享。从显节陵开始﹐陵园附近都不再建庙(见秦汉墓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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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以来有关秦汉时期考古的主要成果有哪些

  秦汉时代的遗址，种类多，数量大，在地域上分布范围广。它们可分为都城、县邑、聚落、长城、鄣塞、工矿、作坊等类，而各类遗址中又包含许多不同的遗迹。经过调查发掘的遗迹，有城墙、城门、沟渠、池沼、街道、宫殿、衙署、武库、礼制建筑物、住房、窖穴、水井、矿井、工场、炼铁炉、陶窑等等。这些遗址及其所包含的各种遗迹，反映了当时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设施和规制，体现了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具体情形。 　　都城　都城遗址的调查发掘，是秦汉考古的一项重大课题。秦的咸阳城、西汉的长安城和东汉的雒阳城是统一大帝国的都城，是当时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特桃峰陵园别是长安城和雒阳城为汉代所新建，其设计除适应作为大城市的经济生活上的需要以外，还充分显示了政治上和礼制上的规格，对此后中国历代都城的营建有深远的影响。 　　咸阳城　遗址在陕西省咸阳市东。1959年开始勘察，1974年以后发掘。城址南部被渭河冲毁，城的全貌不明。宫殿区在城的北部，许多大型的殿址保存良好。咸阳的宫殿都建立在夯土台基上。每座建筑物自成一独立体，但相互之间又以甬道、复道等连接，成为一个组合体。从每座建筑物的间次、门道的设计，到一个建筑群的整体设计,都采用对称式的布局。有的殿内用方砖铺地,墙壁经粉刷,有时还有彩色的壁画。秦宫的形制和构造,对汉代的宫殿建筑有直接的影响。 　　长安城　汉长安城遗址在陕西省西安市西北。1956年以来，已究明了全城的平面形状、城墙和城壕的结构、城门的形制、城内主要街道的分布、市的位置、宫殿的范围。武库遗迹已全面发掘，究明了它的规模和结构。南郊的明堂辟雍和王莽九庙及西南郊的昆明池和上林苑的部分宫观的遗迹,也经勘探或发掘。调查发掘证明,长安城的形制、布局基本上与《周礼·考工记》的规制相符合。城的平面形状大体近于方形;城的四面各有3个城门；每个城门有3个门道,经由城门的主要大街都分成平行的3股；长乐宫和未央宫在城南部,东市和西市在城北部。 　　雒阳城　遗址在河南省洛阳市东约15公里。1957年以来,经过长期的调查发掘,究明了全城的平面形状、城墙的规模、城门和城内主要街道的分布、武库和太仓的位置，并根据城门和街道的分布情形推定南宫和北宫的范围。城南的明堂、辟雍和灵台，是中国古代都城特有的礼制建筑物，自两汉以降，一直为历代所沿袭，灵台又是当时的天文台。太学的遗迹也经勘察和发掘，出土了许多石经的残片（见汉魏洛阳城遗址）。 　　县邑　指都城以外的各地的县城，有的是郡国的治所。据历史记载，从西汉初年开始，全国的县邑普遍筑城墙。由于所在地域的不同，可分为内地的县邑和北方边境地区的县邑。 　　内地的县邑　在陕西、河南、山西、山东、河北、北京、天津、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福建、辽宁等省、市的各地，发现秦汉时代的城址达80余处，它们都有用长青园骨灰林夯土筑成的城墙遗迹。结合文献记载，可以推定陕西省临潼的城址为栎阳县城，河南省洛阳的城址为河南县城，山西省夏县的城址为安邑县城，山东省淄博的城址为临淄县城等。 　　北方边境地区的县邑　汉代在长城沿线的内侧广建城邑，以充实边境，支援边防。在西起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东至辽宁省丹东市的地段内，已发现汉代城址近百处。城址平面多为方形，面积比中原地区的县城为小。 　　聚落　指县城郊外的市镇和村落，其数量远比县城为多。由于遗址面积小，堆积薄，周围又无城墙，所以发现甚少。经过正式发掘的，仅有辽宁省辽阳三道壕遗址和江苏省高邮邵家沟遗址2 处。 　　长城、鄣塞和烽燧　秦汉时代，为了在北方和西北边境防御以匈奴为主的游牧民族入侵，修筑了长城，并在沿线建鄣塞,设烽燧,以加强守卫。因此，对长城、鄣塞和烽燧遗址的调查发掘，是秦汉考古的一项特殊任务。其成果主要在于究明当时的国防和军备。 　　秦代长城　秦始皇时修建的长城，主要是利用战国时代秦国、赵国、燕国的长城而加以连接，有的地段则为当时所新建。秦代长城起自甘肃省岷县，经宁夏回族自治区境内北上，穿越乌兰布和沙漠北边的鸡鹿塞。进入内蒙古自治区后，逶迤在狼山北面的岗峦间，由石兰计北口东经固阳县北部,又经武川县南，沿大青山北,过集宁市境,由兴和县北部进入河北省围场县境。然后,又往东至内蒙古的赤峰市、敖汉旗、奈曼旗和辽宁省的阜新县一带。 　　汉代长城　西汉时，主要是沿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至辽宁省辽河以西的秦代长城而加以修缮。据文献记载，并结合实地勘察，可以说明汉武帝时在辽东又直接利用战国时代燕国长城的东段，而加以恢复。其线路是自辽宁省阜新市一带往东，经障武、法库、开源各县，然后折而向南，经新宾、宽甸县境，直至当时的□水。另一方面，汉武帝以后又新筑了从内蒙古居延海附近到甘肃、新疆交界处的长城，其走向是沿额济纳河南下，然后沿疏勒河向西；在敦煌以西，长城的城墙基本上与当时通往西域的大道并行。汉代和秦代一样，城墙的修建因地制宜，平地用土夯筑，山间用石块垒砌，有的地段则是土石混合。汉代新筑的极西长城，多在夯土中夹芦苇。 　　鄣塞和烽燧　汉代在长城沿线普遍设鄣塞和烽燧。从新疆的罗布泊、甘肃的敦煌至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到西起内蒙古潮格旗、东至奈曼旗的漫长地龙泉公墓带上，已发现鄣塞和烽燧的遗迹达数百处之多。其中以内蒙古居延地区的发现为最重要。从居延海附近的索果诺尔沿额济纳河向南，至于金塔、毛目附近,在长近300公里的地段上，至少分布着鄣塞遗址十余处，烽燧遗址一百数十处。
  编辑本段墓葬的调查和发掘
  秦汉墓葬的特点是墓的种类复杂，墓主人的身份各异，等级甚多，而墓的形制和构造等又因时期、地区的不同而有显著的差别。统治阶级实行厚葬的墓设施讲究，随葬品十分丰富，而贫民和刑徒的埋葬则极为草率。因此对墓葬的调查发掘，不仅能为研究秦汉时代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提供大量的资料，而且可以充分揭露当时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的情况。 　　帝陵　在中国古代的丧葬制度中，帝陵有其特殊的规格。秦始皇陵是中国第一座帝陵，两汉帝陵继承秦陵的制度而又有新的演变。它们对此后历代的陵制有长远的影响。 　　秦始皇陵　在陕西省临潼县，南靠骊山，北临渭水。现已进行全面勘察。陵园平面呈长方形，有内外两重围墙。坟丘在陵园的南部，寝殿在陵园的北部。墓室在坟丘之下，已探明东西两面设墓道。陵园内外，有许多陪葬墓和殉葬坑，有的已经发掘。坟丘西侧的车马坑埋置铜质的车马模型，制作异常精致。陵园东门外有规模巨大的秦兵马俑坑，埋置大量的陶质兵马俑，其形体大小与真人真马相等。 　　汉帝陵　除文帝的霸陵在陕西省西安市东郊、宣帝的杜陵在西安市东南郊以外,其余9帝的陵都在渭水以北咸阳市至兴平县的境内。1962年以来，进行了调查。除霸陵“因山为藏”以外，其余10陵都有坟丘。陵园以坟丘为中心，周围筑墙垣，平面呈方形；四面各设一门，门外立双阙。皇后陵在帝陵之旁，一般是在帝陵的东侧。汉承秦制，设寝殿于陵园。惠帝时在长陵设原庙，以后成为定制。各陵都有许多臣僚的陪葬墓（见汉代帝陵）。 　　东汉帝陵　除献帝的禅陵以外，其余11陵都在河南省洛阳市的附近地区。光武帝的原陵被认定在洛阳东北的孟津，尚待证实。其余诸陵，虽经多次调查，都未能确定。据文献记载,从明帝的显节陵开始,陵园周围不筑墙垣而改用“行马”。坟丘之前建石殿，以供祭享。从显节陵开始，陵园附近不再建庙。各陵都有许多臣僚的陪葬墓。 　　贵族、官僚和地主的墓　秦汉时代贵族、官僚和一般地主的墓，从墓的构造上可以分为木椁墓、土洞墓、空心砖墓、崖墓、砖室墓、石室墓等不同的种类，它们又各有规模大小的差别。各类的墓，有的流行于不同的时期，有的则同时并存。由于墓主人的身份和财富的差异，他们的墓在种类和规模方面亦各不相同。 　　木椁墓　主要流行于秦和西汉前期到中期，在长江流域及边远地区则延续至西汉后期和东汉。从高级贵族、大官僚到一般地方官和乡吏等人都使用。墓室为长方形竖穴式土坑，坑内筑木椁。墓的规模因人而异，往往大小悬殊，所用棺椁有一定的等级制度。地面上都有坟丘，大墓还有墓域，设祠堂。已经发掘的重要的墓有湖北省云梦睡虎地秦墓、江陵秦汉墓，湖南省长沙马王堆汉墓等。 　　土洞墓　从秦、西汉到东汉始终流行，但地域上只限于黄河流域及北方和西北地区。墓的规模都不大，墓室为横穴式土洞，往往设耳室。在已经发掘的大量的墓中，甘肃省武威磨嘴子汉墓和旱滩坡汉墓甚为重要。 　　空心砖墓　流行于秦和西汉，东汉时已告绝迹。在地区上只限于中原和关中一带。在竖穴式的土坑或横穴式的土洞内用空心砖堆砌墓室，砖上印有各种花纹，少数的墓施彩色壁画。这种墓与木椁墓同时并存，墓主人一般多为中下层地主。比较重要的有河南省洛阳西汉壁画墓。 　　崖墓　开始出现于西汉，在河北、山东、江苏等省的少数地点有发现。东汉时四川省境内特别流行。在山崖和岩层中开凿横穴式洞穴，以为墓室。墓的规模大小不一，从大贵族到一般的地主都有使用。已经发掘的重要的墓有河北省满城汉墓、山东省曲阜九龙山汉墓等。 　　砖室墓　西汉中后期开始出现于关中和中原地区，不久便迅速普及，东汉时在全国范围内普遍盛行。墓室用小型长方砖砌成,有时有彩色壁画。四川境内的墓,流行在墓壁另嵌画像砖。从高级贵族、大官僚到一般官吏和地主都使用。墓的规模因人而异，大小悬殊，地面上多有坟丘。大墓有墓域，建墓阙，设祠堂，立墓碑，置人物和动物的立体石雕像。已经发掘的重要的墓有山西省平陆汉壁画墓，河南省密县打虎亭汉墓，陕西省潼关吊桥杨氏墓，河北省望都汉壁画墓等等。 　　石室墓　开始出现于西汉后期至王莽时期，主要流行于东汉。其分布以山东省到江苏省北部、河南省到湖北省北部、陕西省北部和山西省西部、四川省中部等地区为最多。墓室用石材构筑，有的为砖石混合结构。因大多数有石刻画像，故称画像石墓。墓的规模一般都很大。地面上除坟丘以外，在墓域内立石阙，设祠堂，树墓碑，并有人物和动物的立体石雕像。墓主多为大贵族、大官僚。已经发掘的墓，以河南省密县打虎亭汉墓、唐河汉墓，江苏省徐州汉墓，陕西省米脂汉墓等为重要。 　　贫民墓和刑徒墓　贫民墓　多为小而浅的土坑，易受破坏，故甚少发现，一般葬具都很简陋，随葬品极为贫乏。刑徒墓　迄今发现的秦汉刑徒墓共有3批。1979年在临潼秦始皇陵附近发现的秦代刑徒墓共有100余座,发掘了其中的30座。墓坑都为长方形竖穴，大的埋十余人，小的埋一、二人。尸体上盖瓦片，所刻文字记明死者的籍贯或原监狱所在地、刑名、爵名和姓名，可以判定他们是被征调来修筑骊山的陵寝的
  参见《中国考古学秦汉卷》，社科院考古所编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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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帮忙解释一下几个历史术语

  第一个就是玉制的板斧，代表王权。炎帝只知道是南方的一个大的部落首领，和黄帝有过战争，后来双方和好，也许是古代南北的第一次融合
  玉钺 　　注明：上图为二里头文化玉钺，下图为良渚文化玉钺。
  A）二里头文化玉钺
  【名称】：玉钺
  【类别】：玉器
  【年代】：新石器时代晚期
  【文物原属】：二里头文化遗物
  【文物现状】：
  【简介】：
  最长处27厘米，最宽处16.4厘米，最厚处0.6厘米。
  深灰绿色不透明玉质，带有贝类遗骸沉积结构的蛇纹石，沉积层清楚。琢作左右上下均不对称的钺形，两侧边厚薄不一，近较厚的侧边有一单面钻凿的圆孔，原应嵌有松绿石，现已脱落。器面钻双孔，一大一小，小孔属端孔，大孔属背孔，皆为单面钻。此器既大且美，应为古代象征权力的瑞器。
  Ｂ）良渚文化玉钺
  【名称】：玉钺
  【类别】：玉器
  【年代】：新石器时代
  【文物原属】：良渚文化遗物
  【文物现状】：
  1986年浙江省余杭县长命乡雉山村反山墓地，现藏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简介】：
  通长17.9厘米，
  把这些存入墓地有什么寓意呢？
  [编辑本段]概述　　　良渚文化是我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明。是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因发现于浙江余杭良渚镇而得名，距今约5250~4150年，在1936年被发现，经半个多世纪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初步查明遗址分布于太湖地区。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安溪、瓶窑三个镇地域内，分布着以莫角山遗址为核心的50余处 良渚文化遗址，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内涵丰富，范围广阔，遗址密集。八十年代以来，反山、瑶山、汇观山等高台 土冢与祭坛遗址相复合，。
  陶器以黑陶为特色，制作精美，有的甚至涂漆。良渚文化时期最先进的的陶器制作方式是轮制，黑陶豆盘的形状有圆形和椭圆形。良渚文化时期炊器大多是鼎。玉器非常发达，种类有珠、管、璧、璜、琮、蝉。其中玉琮个体大，高达18~23厘米，上面雕刻圆目兽面纹，工艺精湛，是中国古代玉器中的珍品，被誉为「玉琮王」。形状为内圆外方，与古代的天地相通思想相吻合。玉器上刻有似神似兽的神人形像和神人兽合一的形像，它们可能是当时人们的崇拜对象。玉器上的纹饰除神人兽面图像外，其他出现最多的图案是鸟。
  良渚文化的钱山漾一地出土有绢片、丝带和丝线，是中国远古时代最重要的家蚕丝织物。此外，还发现了许多祭坛遗址，如余杭瑶山遗址发现的祭坛，平面呈方形，从里向外为红土台、灰土围沟和砾石台，外围的边长约20米。祭坛上一般都有大墓，可能是人们祭祀先祖、天神的地方。良渚文化时期的食物以水稻为主。
  良渚文化中物质文化十分发达,以鼎、豆、盘、双鼻壶、带流壶、带流杯、尊、簋为典型器,用于祭礼的玉器更为发达,墓葬规格、聚落布局体现出严格的等级差别。良渚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东到上海,南至钱塘江；西以茅山、天目山为界,北达宁镇地区边缘的长江以南,围绕太湖大致呈三角状,其影响达浙东、浙西南、皖南、华南、山东、苏北等地。
  良渚文化源于崧泽文化,由于北进失利及水患,良渚文化主体很快衰落。良渚文化中文字和城址已露端倪,从社会形态特征来说, 良渚文化第三期已进入原始文明社会。良渚文化刺激了中原地区原始文明的极大发展,并产生剧变,最终形成了中国繁荣的早期文明,夏商文明礼仪制度中的琮、钺和神人兽面纹即来自良渚文化因素。 [编辑本段]发现和命名　　1934年发现浙江吴兴1936年发掘了具有代表性的良渚遗址。良渚的陶器中有引人注目的黑陶，当时被认为与山东的黑陶相类似，因此，也称作龙山文化。1939年，有人把龙山文化分为山东沿海、豫北和杭州湾三区，并指出杭州湾区的文化相与山东、河南的有显著区别。1957年，有人认为浙江的黑陶干后容易褪色，没有标准的蛋壳黑陶,在陶器、石器的形制上有其自身的特点,于1959年提出了良渚文化的命名。现经发掘的重点遗址，还有江苏吴县草鞋山和张陵山、武进寺墩，浙江嘉兴雀幕桥、杭州水田畈，上海市上海县马桥、青浦区福泉山等。 [编辑本段]文化特征　　良渚文化的陶器，以夹细砂的灰黑陶和泥质灰胎黑皮陶为主。轮制较普遍。一般器壁较薄，器表以素面磨光的为多，少数有精细的刻划花纹和镂孔。圈足器、三足器较为盛行。代表性的器形有鱼鳍形或断面呈丁字形足的鼎、竹节形把的豆、贯耳壶、大圈足浅腹盘、宽把带流杯等。琮、璧一类玉器数量之多和工艺之精，为同时代其他文化所未见。石器磨制精致，新出现三角形犁形器、斜柄刀、“耘田器”、半月形刀、镰和阶形有段锛等器形。 [编辑本段]文化分期　　良渚文化大体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以钱山漾、张陵山等遗址为代表。陶器以灰陶为主，也有少量的黑皮陶， 器形有鱼鳍形足的鼎、袋足、 镂孔豆、贯耳壶、球腹罐、附耳杯、附耳、大口圜底缸等。晚期以良渚、雀幕桥等遗址为代表。陶器以泥质黑皮陶较为常见,并有薄胎黑陶,器形有断面呈丁字形足的鼎、竹节形把的豆、贯耳壶、贯耳罐、侈口圆腹罐、簋、大圈足盘、宽把带流杯等。 [编辑本段]社会经济　　良渚文化居民以农业生产为主，主要作物是水稻。据在钱山漾发现的稻谷鉴定，有粳稻和籼稻两种。在钱山漾、水田畈等遗址中还发现有花生、芝麻、蚕豆、甜瓜等植物种子，有人认为是当时的农作物，也有人对其出土层位和鉴定结果有所怀疑。农业工具种类较多，制作大都较精细。其中三角形犁形器，器体扁薄，背面较平，正面稍隆起,常穿有1～3孔,有人认为是安装在木犁床上的石犁铧。斜柄刀的器身略呈三角形，顶端有一个斜向的柄，制作较粗糙,往往仅在刃部磨光,有人认为是安装木柄后用来在土地上划出沟槽的，称为“破土器”。这两种新型工具,在良渚文化时期使用较多,对其定名和确切用途尚待深入研究。
  手工业也很兴旺，有的可能已形成专业性的生产部门。玉器制作在全国同时期的原始文化中，显得十分突出。玉器主要有珠、管、坠、、瑗、璜、镯、琮、璧、蝉等。外方内圆的长筒形玉琮，磨制抛光并雕刻纹饰，规格定型，表现出很高的工艺技术水平。如出土的一件玉琮高33.5厘米，琮身浅刻横道分为15节。另一件玉琮高达23厘米,雕刻有几组兽面纹,一件大玉璧直径达26.2厘米。类似的琮、璧在张陵山、草鞋山、福泉山等地墓葬内也有发现。制陶普遍采用轮制，器形规整，造型优美。有的陶鼎上刻有漩涡钩连纹和曲折纹图案，有的贯耳壶上刻有简化鸟纹和曲折纹，或以圆涡和双线构成的编织纹。这些纹饰，线条精细，繁杂而富于变化，是陶器中的佳作。在发现的陶纹，透露了当时社会文化进步的信息。
  手工纺织业也有迅速的发展。钱山漾遗址发现有国内早期的丝麻织物。残绢片经鉴定是家蚕丝织成，采用平纹织法，每平方厘米有经纬线各47根。丝带为30根单纱分 3股编织而成的圆形带子。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蚕的饲养可能以太湖地区为最早。但也有人对丝织品的时代持怀疑态度。麻布片经鉴定为苎麻纺织品，也是采用平纹织法，每平方厘米经纬线一般各有24根，有的细麻布经线31根、纬线20根。这是迄今中国最早的苎麻织品实物。竹器的编织比较发达，制品集中发现在钱山漾遗址,共200多件。竹篾多数经刮光，容器类的下半部使用扁篾，接近口沿部分则用较细密的竹丝。编织方法多样，有呈一经一纬的人字形，也有二经二纬和多经多纬的人字形，还有菱形花格、密纬疏经的十字形等，特别是产生了梅花眼、辫子口这一类比较复杂的编织法。制品种类有捕鱼用的“倒梢”，有坐卧或建筑上用的竹席，以及篓、篮、谷箩、簸箕、箅等，较广泛地用于生产和生活方面。此外，良渚文化还有桨、槽、盆、杵锤等木器。木桨的使用，说明生活在河道纵横地区的原始居民，已有了舟楫交通工具。 [编辑本段]居址和墓葬　　良渚文化居民过着较稳固的定居生活。在钱山漾遗址发现 3座的。其中一座东西长约2.5米，南北宽约1.9米，木桩按东西向排列，正中有一根长木，似起“檩脊”的作用，其上盖有几层竹席。另一座只在东边保存下一排密集而整齐的木桩，上面盖有大幅的芦席和竹席。在吴县澄湖还发现一批土井，井底遗有多件陶器和石斧。昆山太史淀的水井还有木构井圈，系用4～5块长约2米的弧形木板凿孔连接而成。
  各地共发现墓葬数十座，墓坑呈长方形，以头向南的仰身直肢葬为主。有大、小墓之分。在浙江海宁、嘉兴、平湖和余杭等地发现的小墓，随葬陶器的质量一般远逊于实用品，有的小墓用猪下颚骨或穿孔石斧和大型玉璧随葬。大型墓不仅墓坑规模较大，而且随葬器物数量多，质量也高。如草鞋山198号墓，东西1.7米，南北4米,有60多件随葬器物，其中有5件玉琮、2件玉璧以及镯、管、珠、锥形饰、穿孔斧等共30多件玉器。福泉山遗址6号墓虽遭破坏,仍遗有玉、石、牙、陶器119件,其中玉琮5件,玉璧4件。寺墩3号墓随葬玉琮、玉璧多达57件。用如此大量玉器随葬，这是以往所没有的，在良渚文化中也属特殊现象，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为“玉敛葬”。张陵山遗址的一座墓葬，随葬陶、玉、石器共40多件,其中以兽面纹的玉琮和玉瑗、玉蝉等较为突出,在墓主人脚下，与随葬陶器一起还发现3个人头骨,有人认为其身份应是奴隶。上海市松江县广富林遗址的两座墓邻近处，分别有一具猪、狗的骨骸，可能是殉牲。以上表明，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当时已出现财富占有的差别，并且出现了只有特殊地位的人才拥有的玉琮、玉璧等礼器。有的玉琮上还刻有数组象征威武的兽面纹饰。良渚文化时期，氏族社会已走上解体的道路。 [编辑本段]与其他文化的关系　　从草鞋山、张陵山等处的地层叠压关系和器物对比分析，良渚文化是由崧泽文化演变而来的。崧泽文化的墓葬，以头向南的仰身直肢葬为主，这与良渚文化的基本一致。崧泽文化的石锛，背面逐渐出现脊线，正处于良渚文化阶形有段石锛的前一阶段。两者的穿孔石斧也相近似。崧泽文化的扁方侧足鼎、细高把豆、高领扁腹壶等，与良渚文化的鱼鳍形足和扁方形足的鼎、黑陶细高把豆、高领贯耳壶等有着继承关系。另外，距今5600—5300年前的安徽含山凌家滩文化，大量的玉器体现了“玉器文明”时代人们把玉器饰品功能转向具有社会功能，突出表现出玉礼器的作用和地位，一些玉器的形制如钺、壁和墓葬中大量陪葬玉器的方式同良渚文化也有着明显的前后继承关系。
  关于良渚文化的发展去向，马桥中层的青铜文化遗存提供了线索。马桥中层叠压在马桥下层即良渚文化晚期遗存之上，发现的石镰、有段石锛、三角形犁形器、斜柄刀，与良渚文化的接近，而后两种石器的数量比良渚文化时期又有所增加。马桥中层的黑衣陶与良渚文化的黑皮陶存在承袭关系，两者的鼎、簋等器形也有密切的关系。至于马桥中层含有较多数量的印纹陶，目前尚无材料说明与良渚文化存在联系，其来源有待进一步研究。
  良渚文化与大汶口文化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有段石锛和贯耳壶，是良渚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在大汶口文化后期阶段的遗存中有少量发现，是受良渚文化影响的产物。大汶口出土的玉笄，与良渚文化的玉锥形饰可能有联系。在上海县马桥、金山县亭林等地的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了数片涡纹彩陶片，可能是受到了大汶口文化的影响。马桥、雀幕桥等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也当与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有关。良渚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陶器都普遍采用轮制,黑陶占有显著的地位,盛行磨光素面陶，三足器、圈足器都很多，等等，则表现出两者具有一定的共性。
  良渚古城
  浙江省考古所上周发布重大考古成果——历经18个月，在良渚遗址区内发现一座面积290万平方米的古城(面积和北京颐和园差不多)。这座古城，大致以良渚遗址区内的莫角山遗址(上世纪90年代初发现)为中心，东西长约1500~1700米，南北长约1800~1900米，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 城墙部分地段残高4米多，做法考究——底部先垫石块，宽度达40~60米(我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明朝洪武年间建造的西安古城墙，底宽18米，顶宽15米)，上面堆筑纯净的黄土，夯实。 根据城墙中出土的陶瓷碎片，这座古城的年代不晚于良渚文化晚期，也就是说，距今4000年以前。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这样评价古城：这是目前中国所发现同时代古城中最大的一座，称得上是“中华第一城”；它改变了原本以为良渚文化只是一抹文明曙光的认识，标志着良渚文化其实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是继上世纪河南安阳殷墟发现之后中国考古界的又一重大发现。
  城墙，是氏族社会和文明社会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严文明教授说，良渚文化距今5300~4000年，这个时代，目前中国大地上发现的古城约有60多座，小的只有10多平方米，大的为280万平方米，面积达29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是最大的。 [编辑本段]良渚文化玉器
  距今约4200~5300年。
  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首次在浙江余杭良渚镇发现这一遗存，所以称作“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是我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明。是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因发现于浙江余杭良渚镇而得名，在1936年被发现，经半个多世纪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初步查明遗址分布于太湖地区。良渚文化遗址，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内涵丰富，范围广阔，遗址密集。良渚文化玉器非常发达，种类有珠、管、璧、璜、琮、蝉。其中玉琮个体大，高达18－23厘米，上面雕刻圆目兽面纹，工艺精湛，是中国古代玉器中的珍品，被誉为「玉琮王」。形状为内圆外方，与古代的天地相通思想相吻合。玉器上刻有似神似兽的神人形像和神人兽合一的形像，它们可能是当时人们的崇拜对象。玉器上的纹饰除神人兽面图像外，其他出现最多的图案是鸟。
  良渚文化包括浙江余杭反山、瑶山，江苏吴县、张陵山、草鞋山，武进寺墩，常熟罗墩和上海青浦县福泉山，安徽阜宁等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这一时期的文化。
  良渚文化和红山文化是新石器时期玉文化的两大中心。
  良渚文化的玉器不仅品类众多，而且琢磨精致，纹饰华丽。专家们赞誉良渚文化玉器的工艺水准达到了“鬼斧神工般的超卓高度”，而纹饰则是将新石器时期玉器的创作“推到了顶峰”。
  良渚文化玉器创造性的器型，为后代玉器的造型奠定了基础。
  良渚文化玉器特征
  一、良渚文化玉器直线深而直，线沿光整平滑。
  二、良渚文化玉器折角线深而宽，线底略呈弧形。
  三、良渚文化玉器环线有手工磨接和管钻旋磨两种加工方法，前者线痕浅细，线沿多“毛碴”。
  四、良渚文化玉器射线细密紧凑，接续痕明显。
  五、良渚文化玉器多浅浮雕，利用减地平凸的手法，凸出主要纹饰，强化主题表达。
  六、良渚文化玉器常有“拉锯痕”。良渚玉器镂雕时，先在玉片上掏出小孔，再用“锯”锯去多余部分，俗称“锼”，又称“拉丝”，所用弦状拉条犹如无齿锯条，会在镂孔表面留下拽拉痕迹。
  七、良渚文化玉器纹饰华丽，新创纹样琳琅满目，有：神人兽面纹、束丝纹、绞丝纹、蚩尤纹、立人纹、兽眼鸟纹、云雷纹、蒲草纹。
  八、良渚文化玉器特别注重眼形的琢磨，“良渚眼睛”较之红山文化玉器的“线刻眼”，在细节的刻画上更为丰富多彩。“良渚眼睛”除了单圈、重圈之外，还出现了卷云形、菱形、耳朵形、短直线形眼眶。
  九、良渚文化玉器表面打磨光滑，有些玉件有“包浆”，俗称“玻璃光”。
  炎黄 　　“炎黄”分别指中国原始社会中两位不同部落的首领。炎帝姓姜、是炎帝族的首领。他们自西方游牧进入中原，与以蚩尤为首领的九黎族发生长期的部落间冲突。最后被迫逃避到涿鹿（今河北省）。得到黄帝族援助，攻杀蚩尤。黄帝姓公孙、号轩辕氏。后来炎黄两族在阪泉（据说，阪泉在河北怀来县）发生了三次大冲突。黄帝族打败了炎帝族，由西北进入了中原地区。
  黄帝族与炎帝族，又与居住在东方的夷族、南方的黎族、苗族的一部分逐渐融合，形成了春秋时期的华族，汉以后称为汉族。在当时中原地区的民族和部落中，黄帝族的力量较强，文化也较高，因而黄帝族就成为中原文化的代表。炎黄二帝就成为汉族的始祖。也被人们称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因而，人们往往称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或黄帝子孙。炎黄的子孙就成了中华民族的代名词。
  做陪葬用的
  
  象征墓主人地身份和地位啦
  
  良渚文化是我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明。是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因发现于浙江余杭良渚镇而得名，距今约5250~4150年，在1936年被发现，经半个多世纪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初步查明遗址分布于太湖地区。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安溪、瓶窑三个镇地域内，分布着以莫角山遗址为核心的50余处 良渚文化遗址，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内涵丰富，范围广阔，遗址密集。八十年代以来，反山、瑶山、汇观山等高台 土冢与祭坛遗址相复合，。
  陶器以黑陶为特色，制作精美，有的甚至涂漆。良渚文化时期最先进的的陶器制作方式是轮制，黑陶豆盘的形状有圆形和椭圆形。良渚文化时期炊器大多是鼎。玉器非常发达，种类有珠、管、璧、璜、琮、蝉。其中玉琮个体大，高达18~23厘米，上面雕刻圆目兽面纹，工艺精湛，是中国古代玉器中的珍品，被誉为「玉琮王」。形状为内圆外方，与古代的天地相通思想相吻合。玉器上刻有似神似兽的神人形像和神人兽合一的形像，它们可能是当时人们的崇拜对象。玉器上的纹饰除神人兽面图像外，其他出现最多的图案是鸟。
  良渚文化的钱山漾一地出土有绢片、丝带和丝线，是中国远古时代最重要的家蚕丝织物。此外，还发现了许多祭坛遗址，如余杭瑶山遗址发现的祭坛，平面呈方形，从里向外为红土台、灰土围沟和砾石台，外围的边长约20米。祭坛上一般都有大墓，可能是人们祭祀先祖、天神的地方。良渚文化时期的食物以水稻为主。
  良渚文化中物质文化十分发达,以鼎、豆、盘、双鼻壶、带流壶、带流杯、尊、簋为典型器,用于祭礼的玉器更为发达,墓葬规格、聚落布局体现出严格的等级差别。良渚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东到上海,南至钱塘江；西以茅山、天目山为界,北达宁镇地区边缘的长江以南,围绕太湖大致呈三角状,其影响达浙东、浙西南、皖南、华南、山东、苏北等地。
  良渚文化源于崧泽文化,由于北进失利及水患,良渚文化主体很快衰落。良渚文化中文字和城址已露端倪,从社会形态特征来说, 良渚文化第三期已进入原始文明社会。良渚文化刺激了中原地区原始文明的极大发展,并产生剧变,最终形成了中国繁荣的早期文明,夏商文明礼仪制度中的琮、钺和神人兽面纹即来自良渚文化因素。
  玉钺 　　注明：上图为二里头文化玉钺，下图为良渚文化玉钺。
  A）二里头文化玉钺
  【名称】：玉钺
  【类别】：玉器
  【年代】：新石器时代晚期
  【文物原属】：二里头文化遗物
  【文物现状】：
  【简介】：
  最长处27厘米，最宽处16.4厘米，最厚处0.6厘米。
  深灰绿色不透明玉质，带有贝类遗骸沉积结构的蛇纹石，沉积层清楚。琢作左右上下均不对称的钺形，两侧边厚薄不一，近较厚的侧边有一单面钻凿的圆孔，原应嵌有松绿石，现已脱落。器面钻双孔，一大一小，小孔属端孔，大孔属背孔，皆为单面钻。此器既大且美，应为古代象征权力的瑞器。
  Ｂ）良渚文化玉钺
  【名称】：玉钺
  【类别】：玉器
  【年代】：新石器时代
  【文物原属】：良渚文化遗物
  【文物现状】：
  1986年浙江省余杭县长命乡雉山村反山墓地，现藏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简介】：
  通长17.9厘米，
  “炎黄”分别指中国原始社会中两位不同部落的首领。炎帝姓姜、是炎帝族的首领。他们自西方游牧进入中原，与以蚩尤为首领的九黎族发生长期的部落间冲突。最后被迫逃避到涿鹿（今河北省）。得到黄帝族援助，攻杀蚩尤。黄帝姓公孙、号轩辕氏。后来炎黄两族在阪泉（据说，阪泉在河北怀来县）发生了三次大冲突。黄帝族打败了炎帝族，由西北进入了中原地区。
  黄帝族与炎帝族，又与居住在东方的夷族、南方的黎族、苗族的一部分逐渐融合，形成了春秋时期的华族，汉以后称为汉族。在当时中原地区的民族和部落中，黄帝族的力量较强，文化也较高，因而黄帝族就成为中原文化的代表。炎黄二帝就成为汉族的始祖。也被人们称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因而，人们往往称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或黄帝子孙。炎黄的子孙就成了中华民族的代名词。
  是文物

汉代诸侯王洞崖墓葬考古发现

  汉代诸侯王墓一般分为崖洞室墓、竖穴岩坑墓和竖穴土圹墓。所以问题问的应该是“崖洞室墓”或“崖洞墓”，而非“洞崖墓葬”。
  从地域上看，因山为藏的竖穴岩坑墓和崖洞墓主要见于地处南方地区的长沙王墓、楚王墓和部分梁王墓。从年代上看，西汉文帝时期开始出现了"因山为藏"的墓葬崖洞墓（楚王山陵和狮子山楚王陵）；截止到武帝时期共发现竖穴岩坑墓5座、崖洞墓11座；到武帝以后因山为藏的竖穴岩坑墓和崖洞墓开始扩散，在东部的山东地区（鲁王墓、济北王墓、昌邑王墓、淄川王墓）和北部的河北地区（中山王墓）出现；西汉末年至东汉，诸侯王墓中的崖洞墓消失。
  以下是部分崖洞墓的发现概况：
  
  （一）中山王墓
  西汉中山国位于今河北省中部偏西，易水南，原为中山郡，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始封国,都卢县（今河北定县），辖十四县，是汉代较大的诸侯王国。现发现西汉王、后陵三座[4]。
  1.　中山靖王刘胜墓[5]
  1968年发现的中山靖王刘胜墓（满城1号墓）和其妻窦绾墓（满城2号墓），位于今河北省满城县（汉北平县）西南的陵山主峰，整体位置处于中山国北部，其都之东北。两墓南北并列，相距120米。墓穴凿于山岩石中，均为大型崖洞墓，墓门朝东。刘胜墓全长51.7米，最宽处37.5米，最高处6.8米；窦绾墓容积与之类似。两墓形制与结构基本相同，由墓道、甬道、南耳室、北耳室、中室和后室等六部分。墓道斜坡式。墓道口用两堵土坯墙封门，两土坯墙之间灌以熔化的铁水，铸成一道铁墙。墓室内有完整的排水系统。两墓随葬品众多，各按用途置于各室。各出金缕玉衣一件。刘胜墓甬道和南耳室共置实用的车6辆、马16匹、狗11只、鹿1只。窦绾墓出大车3辆、小车1辆、马13匹。墓中出土随葬的铜器铭文"中山内府"和纪年"卅四年四月"是推断墓葬年代的重要依据。由于满城中山王刘胜夫妇墓是目前所见少有的未经盗扰的墓葬，因而其布局结构可为其他墓葬研究提供参考。
  
  （二）曲阜九龙山鲁王墓
  西汉鲁国位于今山东省中南部、泰安市与济宁市交辖地带。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改封子淮阳王刘馀为首代鲁王，都治鲁县（今曲阜）。其后子孙安王刘光、孝王刘庆忌、顷王刘劲、文王刘睃相继袭封，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被王莽废除[14]。
  九龙山鲁王墓位于今曲阜县城南9公里处，共发现5座，东西并列，墓门皆向南，为凿于半山腰的崖洞墓。发掘的4座墓均由墓道、墓门、甬道、墓室和四个耳室组成。2、3、4号墓墓室皆由前、后室组成，前室两侧又各置两个侧室。5号墓较小，为单室墓。4墓各置3车和马若干匹，均位于墓道侧的二耳室中。甬道侧的二耳室主要放置粮食、禽畜和食品。前室两侧的四侧室主要放置礼乐器、生活用具及钱币等。3号墓出"王庆忌"铜印，发掘者依此将其定为鲁孝王刘庆忌之墓[15]，但有人对此持异议[16]。
  
  （三）长清济北王墓
  西汉济北国原为齐国济北郡（今山东省东阿县及其周围地区）。因在清除诸吕势力中有功，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东牟王刘兴居被封为济北王，都卢县（今长清西南），次年因反叛兵败自杀，国除。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复立齐悼惠王子、安都侯刘志为济北王。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徙淄川。次年，徙衡山王刘勃为济北王，传三代，至刘宽时国除[17]。
  1995年在山东省长清县（今济南市长清区）西南、西汉济北国国都卢县东北四公里双乳山发现大型汉墓两座[18]，一大一小，东西并列。清理一座，为"甲"字形石圹竖穴式木椁墓，坐南朝北，主要由封土、墓道、墓室等几部分组成。墓道与墓室之间有阙门。墓室南北长25米、东西宽24.3米，深5米，底部倾斜，南高北低。椁室位于墓室的底部中央偏北，葬具为二椁三棺，外椁与内椁之间分为东、西、南、北4个边箱。墓葬中发现铜器、玉器、漆器、铁器、陶器、金饼、钱币等随葬品2000余件，墓主未着金缕玉衣，但有玉覆面、玉枕、玉手握等随葬。墓中共发现马车5辆，其中大车3小车2、另有马1匹。所出20枚金饼中有7枚刻画有"王"字，发掘者推测墓主为西汉末代诸侯王刘宽之墓[19]，但有学者对此持不同意见[20]。
  
  （四）昌乐淄川国王后墓
  淄川国位于山东省中部偏北（今临淄、寿光、昌乐三县交界地带），为原西汉临淄郡属地。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2年），封齐悼惠王子刘贤为淄川王，都治剧县（今昌乐西北）。景帝三年（公元前152年），刘贤因叛乱被诛。同年徙济北王刘志为淄川王，传八世，王莽篡位（公元8年）的第二年废，历时170余年[21]。
  1987年在山东省昌乐县县城西六公里处发现两座西汉墓葬，东西并列。发掘一座，为凿山竖穴石坑洞室墓，由甬道、南室、北室及四个耳室组成。墓道作竖井式，边长四
  米，深11.7米，墓道底部接甬道。南北两室分别开凿于甬道两头，四耳室则分别凿于北室的西、北、东三壁上，南室、北室及四个耳室均为圆角方形或长方形，弧形顶，并设门框、木门。墓中出有"淄川后府"封印85枚和"淄川宦谒"铜灯，故定为淄川王后墓，与之并列的另一墓推测为淄川王墓，年代在西汉中期[22]。
  
  （五）巨野昌邑王墓
  昌邑国位于今山东省西南部、菏泽和济宁两市交辖地带，属汉代山阳郡。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武帝立子刘髆为昌邑王，都昌邑（今金乡西北），传二世国除。
  昌邑王墓位于今山东巨野东南，为凿山竖穴石室墓，由墓道、封土、墓坑和墓室等四部分组成。墓道长60.5米，前部宽7.1米，置木车1辆、马4匹。墓道内垒筑两堵石墙。墓门也以石墙封堵。墓室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室置漆器、铜器；后室低于前室50厘米，有二层台，室中置一棺一椁。棺内外有大批玉器、铁兵器，铭刻的铜器和药石。墓坑和墓上坟丘均采用夯土石块分层填筑。根据地望与史料接合推测墓主为公元前100年封于此的昌邑王刘髆墓。
  
  （六）章丘济南王墓
  公元前164年汉文帝分封齐悼惠王的儿子刘辟光为济南国王，公元前154年，刘辟光参加"七国之乱"，兵败自杀后济南国除[29]。
  危山济南王墓位于山东省章丘市之西的平原与山地交界处，2003年经考古勘探发现。整个陵区分为主墓室、半山腰陶制品制作区及陪葬坑、山脚东部陪葬坑及墓区、山脚西部陪葬坑和墓群四个区。主墓室位于危山顶部，墓上有半圆形封土和地上建筑。墓室为甲字形竖穴岩坑墓，大致20米见方，墓道长40余米。半山腰陶制品制作区发现三座烧制车马俑的陶窑。山腰东部发现两座车马俑坑和一座墓葬，陪葬墓已被盗，但仍残存有铜弩机、铁镞、弹丸等武器和陶罐、盆、漆壶、盘等生活用品。年代在文景之际。危山汉墓兵马俑坑是我国目前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兵马俑、咸阳杨家湾汉兵俑和江苏徐州狮子山兵马俑后的又一重要兵马俑发现地，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30]。
  
  （七）徐州楚王墓
  西汉曾三次封楚，公元前202年高祖封异姓诸侯王韩信于楚，都下邳（今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古邳镇），但很快被除，未留下王陵遗迹。公元前201年，刘邦封其异母弟刘交于楚，都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至宣帝地节元年（公元前69年），因第八代楚王刘延寿谋反除国，为第二次封楚。公元前51年，宣帝封子刘嚣为第九代楚王，亦都彭城，传三代，至王莽时绝[38]。目前基本上可以认定为楚王或后陵的有8座，为：小龟山汉墓(南墓、北墓)、东洞山汉墓（M1、M2）、北洞山汉墓、驮篮山汉墓（M1、M2）和狮子山汉墓及其兵马俑陪葬坑。均为"凿山为藏"，且均属于西汉时期。其中北洞山汉墓、狮子山汉墓、驮篮山汉墓（M1、M2）四墓坐北朝南，都有长墓道，墓室结构近似，年代较早；其余四墓则坐东朝西，墓道短、甬道较长，墓室结构略同，年代较晚。下面分别介绍：
  1.　小龟山汉墓[39]　 位于徐州市西北8公里九里区小龟山。此墓由两条墓道衔接两条甬道，南北平行并列，两条甬道后各有一墓室，实际上是一组夫妇异穴合葬墓。二墓结构基本相同，均由墓道甬道、前室、中室、后室和若干侧室、耳室组成。南墓全长82.5米，北墓长83.5米。从残存遗物判断，前中后室象征前庭、中堂、后寝，耳室和侧室为车马库、仓库、饮食库和庖厨室之属。由于南墓出土"刘注"龟钮银印一方，故认定其为第六代楚王刘注夫妇之墓，年代在武帝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在该墓之西有其附属墓，编号龟山汉墓M1。
  2.　东洞山(石桥)汉墓[40]
  位于徐州市区东北下淀乡石桥村南，洞山北麓，为崖洞墓，两墓道南北平行并列，相距仅10米。南墓规模较大，全长61米，墓道长4.2米，甬道长46米，甬道北侧有一耳室，甬道后接前室、后室附4个侧室。北墓墓道已毁，甬道长19.9米，后接一主室。出土器物167件，其中铭刻"明光宫"、"王后家"、"赵姬家"铜器多件，故推定北墓墓主为某代楚王后，南墓墓主为某代楚王。
  3.　北洞山汉墓[41]　位于徐州北10公
  里京杭大运河的北岸，系石室墓，早年曾被盗。由墓道、主体建筑和附属建筑组成，全长66.3米。主室坐北朝南，前有墓道、甬道，甬道中用巨石堵塞。主体建筑有侧室、耳室、前堂、后寝8间，主室墙面用石粉涂平，髹漆后再涂朱砂，用以防腐防潮。附属建筑共计11间，当为其府库仓储，有储藏室、更衣室、浴间、厨房、井、灶、厕所等，还有舞乐宴饮的场所。该墓虽曾被盗，但还清理出有金器、铜编钟、门锁铺首、弩机箭头、玉器、漆器、陶俑、钱币等珍贵文物。其中半两钱总数约有七八万枚。此外还出有铜印，如"楚宫司丞"、"虹之左尉"等印。7个小壁龛有彩绘陶俑，共222躯，历史、艺术价值较高。墓中出土有金缕玉衣的玉片五六十片。
  4.　驮篮山汉墓[42] 位于徐州市东北郊驮篮山东西两山丘的南麓，两墓均坐北朝南，东西并列，甬道内均以大型塞石封堵，自西向东编为一、二号墓。一号墓墓道长26米，洞室长27.74米，两侧凿有三组对称耳室，后面是前堂和后寝。二号墓结构亦同，
  只不过稍小点。两墓不仅有常见的前堂、后寝、耳室等，还设置有厕间、沐浴室、武库等。墓室雕琢细致平整，以澄泥涂遍，外敷朱漆加以装潢，墓室四周并有排水的设施。两墓早年被盗，仍出土文物千余件。两墓形制相近，建筑风格及出土文物时代特征一致，均属西汉早期。一号墓的墓室规模均优于二号墓，并发现有用以贮藏铁甲和兵器的武库，故推断一号墓主人应为男性，二号墓是附葬墓。
  5.　狮子山汉墓及其兵马俑陪葬坑[43] 位于徐州市东郊的狮子山汉墓 "凿山为藏"，墓全长117米，面积851平方米。由外墓道、内墓道、天井、耳室、甬道、侧室、棺室和陪葬墓等部分组成。墓主所着金缕玉衣为用4000片和田玉作质料的上好玉。此墓共清理出汉半两钱17万枚之多。东西排列的3个小耳室未经盗扰，清理出金带扣4个，每个重390克，金羊头浮雕饰物。此外还见大量玉器、铜容器、铜兵器等。此外，在墓室里还出土了大量的铜官印，总数有200多枚，封泥80余枚，这为研究西汉早期楚王国官制、区域地理及中央与诸侯国的行政关系提供了翔实资料。更为重要的是，在该墓以西约500米处发现一处附属该墓的兵马俑坑，目前共知有3处，出土兵马俑2000余件。这在汉代诸侯王墓中是少见的。
  徐州8座楚王墓，目前仅有龟山2号墓可确定墓主为第六代楚王刘注及后，其余墓墓主争议均较大。西汉有楚王12个，早于刘注的有刘交、刘郢（郢客）、刘戊、刘礼、刘道。由于大家在北洞山汉墓、驮篮山汉墓（M1、M2）和狮子山汉墓四墓早于刘注墓已形成共识，因而有关这四墓的墓主也就在刘交、刘郢（郢客）、刘戊、刘礼、刘道之间产生分歧，目前尚无定论[44]。石桥二墓稍晚于刘注墓，有可能为后于刘注的刘纯或刘延寿夫妇墓。
  
  （八）永城梁王墓
  在西汉历史上曾四封梁国，公元前202年，刘邦封异姓王彭越为梁王，都定陶（今山东定陶），公元前197年因叛乱国除。同年封子刘恢，公元前181年，吕后徙恢为赵王，改封吕产为梁王，一年后吕产因叛乱被诛。公元前178年，封文帝子揖为梁王，后坠马死。公元前168年，改封淮阳王刘武为梁王，称梁孝王，都睢阳（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这是西汉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封梁。由于孝王曾几次对中央构成威胁，公元前144年，孝王死后，梁国一分为五，除长子共王外，其余四王皆一代而终，封国并入汉郡。共王后传七代，至王莽篡汉后，国除[49]。根据历史资料，西汉梁国的八代九王墓都葬在今河南省商丘地区永城县东北部的芒砀山群，目前已在该区保安山、黄土山、夫子山、铁角山、南山、窑山和僖山发现大型陵墓18座，经发掘可以认定为梁王（后）
  的大约8座：保安山一、二、三号墓，柿园村汉墓，窑山一、二号墓和僖山一、二号墓。其中以保安山梁孝王、后墓保存较好[50]。
  保安山一号墓位于保安山南峰，以山为陵，墓顶有封土，并发现大面积的建筑遗迹。整个陵区用夯土筑成平面近方形的大陵园，南北长约900米，东西宽约750米。在东门外有类似阙的建筑。两墓均为开凿在山岩之中的大型崖洞墓，由墓道、甬道、耳室、主室、回廊及许多侧室组成。甬道两侧有3个耳室、1个侧室。甬道后通主室，主室两侧有6个侧室，四周凿成回廊，回廊四角有四个角室。惜因墓内盗掘一空，对各室性质无法判断。保安山二号墓在北峰，距一号墓约200米，二者南北并列，亦为大型崖洞墓。只是规模更大，由东西两墓道、三甬道、前庭、前室、后室、回廊及30个侧室构成。前庭北壁两侧室为车马厩室，东甬道两侧的四侧室出有成束的剑、镞等兵器和车马器。前室（又称"东宫"）出土宴饮器具，估计象征为墓主待客之所。"东宫"两侧有6个侧室，应为庖厨和仓储之所。后室（又称"西宫"）象征墓主后寝之所。根据勘查结果两墓使用同一陵园，考虑到其位置关系及墓中所出刻有"梁后园"的铜印，发掘者推测为梁孝王夫妇墓。但对两墓具体所属有人持异议[51]。保安山三号墓位于梁孝王墓陵园范围之内，为土坑竖穴结构，形制较小，曾遭盗扰，现发现金缕玉衣残片586枚，玉璧、玉环、玛瑙贝、青铜镜等遗物若干，根据所出半两钱，发掘者推测该墓为梁孝王夫人墓。
  柿园汉墓所在山为保安山南部的余坡，墓上原有高大封土，周围原有陵园建筑。墓葬结构为依山开凿的崖墓，从西向东依次为墓道、甬道，最后是主室、巷道及各个侧室。墓全长95.7米，面积383.55平方米。墓葬曾遭盗扰，但仍发现大量有价值的文物。其中墓道底部东南角所发现的钱窖有钱币225万枚，均为汉半两钱。墓中还发现随葬车25辆及分属于100多匹马的马饰件。墓室顶部的壁画绘制技术代表了西汉绘画的最高水平。根据各种材料综合分析，墓葬年代在下西汉景帝至武帝早年之间。
  窑山两座汉墓南北并列，均为"甲"字型石室结构墓。由于两墓曾遭盗扰，原遗物摆放情况已不清，各发现金缕玉衣残片一套，其他玉礼器、青铜器等文物若干。根据墓葬形制推测为西汉晚期某代梁王墓。
  河南僖山一号墓，为凿山竖穴墓。地面上有封土，墓道用408块塞石封堵。墓室用方形石块垒砌四壁，墓口以长石条封盖。墓主着金缕玉衣，出土了精美鎏金器、玉器等。该墓体现了从黄肠题凑向黄肠石过渡的特点，年代在西汉晚期[52]。僖山二号墓与之背向而葬，结构为竖穴石室墓，出土玉衣片若干及玉礼器和玛瑙、铜钱等，应为某代梁王后墓。
  
  参考资料：
  黄展岳：《汉代诸侯王墓论述》，《考古学报》1998年第1期。
  孙波：《西汉诸侯王墓的发现和研究》，《汉代文化与汉代考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